发源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被称为“后陈经验”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自建立以来，不断深化完善，并迅速在全省、全国推广，于2010年被写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典范、十六大以来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十六件大事之一。
6月17日，后陈村村监会成立10周年暨深化村务监督工作研讨会在金华市召开。
一个村庄的实践何以推动全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后陈经验”如何由应急的“治村之计”上升为现在的“制度设计”？怎样处理好深化改革与走群众路线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后陈经验”所能提供的启示或许不止于经验本身。
因问题倒逼而成立 群众的呼声就是改革方向
后陈村村民洪佐云今年已经86岁，是抗美援朝老兵。洪老身体十分硬朗，在村里担任民主公园监督员，整天骑着三轮车到公园“巡逻”。对后陈村如何由乱到治，他记忆犹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陈村财务账目不清，村民上访不断，曾有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因此落选，继任者一年多后又因贪污挪用集体资金“落马”，村党员干部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2001年，村民为发泄对村干部的不满，掀翻了下来调解的乡政府的车。而此时，随着工业园区开发征地，村集体又有了1900余万元巨额资产。“钱放村里安不安全？”流言四起。
情急之下，在县开发区工作的后陈村人胡文法被白洋街道派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为挽回村民信任，胡文法提出，选出几位村民代表“看着”这笔钱。老访户张舍南就被村民推举担任财务监督小组组长，代表大家的声音，进行监督。
一位村民代表、一位报账员、一位村党支部纪检委员，这个监督小组上任后，立即着手清理旧账。“他们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就要跑过去说明问题。”后陈村现任村党支部书记陈忠武，当时任村委会主任，他表示，那会儿大家都着急，想让村民早点把账弄明白。
不止后陈，整个武义县农村当时都经历着城市化进程中的阵痛。2003年，武义县纪委共受理来信来访300多件，其中反映村干部问题的占65%。仅白洋街道就有5名村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
后陈实验，让困扰已久的武义县委眼前一亮。2004年2月，县委专门派县纪委指导组进村，集思广益，完善这一做法。
哪些领域最易产生矛盾，村民最关心什么，群众的切身利益怎么保障……在指导组的帮助下，“后陈经验”成形：2004年6月18日，“财务监督小组”更名为“村务监督委员会”并挂牌；村监会由村民代表会议表决产生，对村民代表会议负责；村民关心的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情况、村务公开、村集体“三资”管理、工程建设项目、村“两委”干部勤政廉政情况，全部被纳入监督范围。
究竟多少人在监督 群众的监督是最广泛的监督
村干部“零违纪”、村民上访“零记录”、工程“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村监会的监督，让“问题村”改头换面，也让“后陈经验”花开浙江各地。
富阳市银湖街道勤丰村就是“后陈经验”移植地之一，从2008年到2014年，这份经验在这里落地生根。林雅现任勤丰村村监会主任，在她看来，“后陈经验”的精髓，在于搭建平台，推动村务公开，发动群众监督。
2013年，勤丰村集体建材厂招租，中标方是本村村民。该村民弃标后，企图向村里要回保证金。要不要退？部分干部碍于情面主张退款，村监会坚持按招标通告办事，意见难统一。在“村务开放日”上，村民们也主张按规矩来，保证金不能退，不能拿村里的事卖人情。最终，保证金未退还。
“‘村务开放日’每季度一次，由村监会负责组织、村监会主任主持，主要内容是讨论收集到的村民的意见建议，村‘两委’干部与村民面对面对话质询，简而言之就是让群众监督。”林雅说，“村监会要发挥作用，还得靠老百姓支持！”
记者看到，该村5月份财务收支逐笔公开表经村监会审核后，已经挂到有线电视的村务公开频道。也就是说，村民只要打开电视，就能进行监督。
“村监会本身也要接受群众监督，2012年、2013年，武义县有个别村监会干部因群众评议不称职而零报酬，极个别因不认真履职等被村民代表会议罢免。”武义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楼国康表示，“村监会不仅形成了民主监督工作机制，而且能培育民主监督氛围，切实发挥群众的力量。”
这一优势在发源地后陈，显露得更早。后陈村第一期改造的农房就是群众决策、监督的样板。记者了解到，关于这批农房的外墙颜色，村里曾拿出5种方案交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干部倾向白墙黑瓦，但最终村民选出的是铁红色。眼下，这批红色新房已经成为后陈的新景。
从一个地区到全国 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形成合力，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
党支部领导、村民代表大会决策、村委会执行、村监会监督——村监会制度弥补了基层民主自治在监督上的缺陷，实现了村务监督由事后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的转变，不仅解决了当前农村的突出问题，而且干群关系良性互动，形成了工作合力。
对陈忠武来说，恰恰是村监会的“约束”给自己“松了绑”。“以前村里修公路，村民怀疑我要从中捞钱，说都说不清。村干部根本不敢做事。”陈忠武感叹，“现在村务都公开了，大家来监督，我们不干事反而没法交代。”
十年来，后陈村集体收入增长34倍，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两番，村民年人均分红从2004年的500元上升到2013年的2000元，养老、医疗实现村级统筹。2009年推广“后陈经验”以来，浙江省反映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信访量连年下降，最多的年份下降了15.5%。
“‘后陈经验’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泽民表示，包括政治领导，系统把握村监会建设的基本原则、发展方向和重大政策，由点到面，稳步推进；组织领导，对村监会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建立任职回避、资格审查等刚性规定；工作领导，要求村监会定期向村党组织报告工作，并通过建章立制规范监督工作。
“后陈经验”从一村试点到全省推广。历届浙江省委高度重视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省纪委把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作为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于2009年在全省实现村务监督委员会“全覆盖”。
2010年3月6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浙江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值得广泛推广。”翌年初，习近平同志再次批示，肯定村务监督制度。
“后陈经验”从一省实践走向全国推开。十年，“后陈经验”不断深化完善。2010年，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被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更要坚持群众路线，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谢春涛表示，“在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教育的同时，更得靠制度机制去保障，‘后陈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