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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廉洁自律的故事


发表时间:2008/04/20 00:00:00    信息来源 :     访问次数:

星移斗转,光阴荏苒。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20个春秋了。20年前,百万首都人民肃立十里长街,顶风冒雪,哭送周恩来灵车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周恩来怀念和敬仰之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与日俱增。

那么,周恩来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博得人民的颗颗爱心?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他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连自己的骨灰都撒到中华大地,完全彻底地实践了他“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宏愿。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周恩来特有的纯真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和钦佩,甚至连他的一些国内外政敌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在此,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列举一些具体事例。这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

(一)对待个人生活

衣着——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非常生气。回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帐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看到这种情景,这位机长后来感慨地说:“我心里不禁百感交集。什么叫廉洁,看看总理就知道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周恩来的基本生活要素,衣食住行的俭朴作风,受到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交口称赞。有位秘书说:“总理除了工作,个人一生无所他求。特别是生活的俭朴,更是众口皆碑。”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想象到了什么程度。

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对他廉洁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是赞不绝口。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二)对待亲人和亲属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他们一生奉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尽管这样,周恩来对邓颖超不但没有丝毫关照,反而要求格外严格。邓颖超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凭她的能力、贡献、资历、经验和声望,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是,周恩来始终不予考虑。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被周恩来给压下来了。直到他去世后,1977年全国人大选举邓颖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她才知道毛泽东早有批示。1984年4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解放初期成立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你们的伯伯不同意;恢复妇联时,人家又要我上,他还是不同意;定工资时,蔡大姐是3级,我是5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6级。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里有我,又划掉了。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但如果你们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邓颖超讲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后辈。她深有感触地说:“名人之妻难做。你们是名人的侄儿侄女,也同样难。你们只有好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做好本职工作。”

1968年,周恩来的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劳动。由于他们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了。当他的侄女穿着新军装,高兴地回到北京看望伯父母时,他一见面就问道:“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经过耐心动员,他终于让侄女脱下了军装,重新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侄儿也听伯父母的话,痛快地办了离队手续,重回延安插队劳动。

(三)对待干部子女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抚养过一些烈士遗孤。对这些烈士子女,他既关怀备至,又严格要求,十分重视对干部子女培养教育。早在建国初期,他视察北京101中学时,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周恩来的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前和今后都是很有教益的。

(四)对待身边工作人员

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很关心、很热情,但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高、很严,决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

周恩来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外出开会或工作,只准带耳朵、眼睛,不准带嘴巴,也就是不准随便发表意见,以免人们误以为是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是谁管的事,就该谁知道;不该知道的事,决不去打听。工作人员出差,不许购买内部供应的优惠廉价商品,不许收受礼物。

(五)对待请客送礼

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谢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而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

周恩来不收受馈赠礼物。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桔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周总理常常恳切地教育和告诫领导干部,务必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教育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讲到过生活关时,他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让我们响应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出的号召,重读毛泽东同志的名著《纪念白求恩》,并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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