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丹花开的时候，记者来到了陕北古镇瓦窑堡。
瓦窑堡镇是子长县城所在地，小镇上街道纵横交错，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小汽车在马路上往来不息。站在碧波荡漾的秀延河畔，近处的黄土高坡在烈日之下显得愈发高大沉雄，静静地诉说着这座陕北小镇珍藏着的那一段辉煌壮丽的红色记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步步进逼。1935年，日本制造了“华北事变”，华北危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国共产党毅然担负起民族大义，在长征艰难行军的途中即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底，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甫一到达陕北，就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等。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随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进一步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党的手中，党和红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要成为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的台柱子。也正是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
80岁的老党员、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原馆长王志厚长期钻研陕北革命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认为瓦窑堡会议是中国革命道路上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举其大者：这次会议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随着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积极发声，因此赢得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拥护，逐渐掌握了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会议决议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规定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决议提出，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由唯成分建党转向了思想建党，这就把各种不同出身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党的怀抱中来，增强了党的力量。决议提出要加强党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共产党是先锋队，先锋队就必须把自身武装起来，把党员教育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分子。“加强党的学习和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是党成熟的表现。具有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的觉悟，是马列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王志厚说。
全国解放以后，子长县成立了“瓦窑堡革命旧址恢复委员会”，王志厚是这个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他们走访了全国各地曾在瓦窑堡工作过的老革命家100多人，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经过反复对比核实，最后确定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瓦窑堡的旧址、旧居和瓦窑堡会议旧址，共计26处。瓦窑堡会议旧址位于县城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院内有砖窑5孔，坐西面东。左起第三孔是会议旧址。会址窑洞不大，放着两张八仙桌和6个木条凳。所有的陈设都是按照会议亲历者的回忆原样恢复的。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期间，进一步推动苏区土改，做到耕者有其田。在完善土改的同时，党和苏区政府还积极探索苏区基层的政权建设，开展民主选举，保障翻身农民的合法权益。“瓜连着蔓子，蔓子连着瓜。共产党连着人民，人民连着共产党。”就像这首广泛流传于瓦窑堡周边的民歌所唱的，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农民翻身得解放，从此根据地军民一家亲。子长儿女敞开胸怀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这里出现了长征前瑞金苏区才有的景象。
“青壮年踊跃参军，打仗上前线，妇女们做棉衣、送军鞋，拥军支前热火朝天。”王志厚介绍说，原来只有6万人左右的县，在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到达瓦窑堡后，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有4000多人。
他们跟着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四处征战，不少人立下了赫赫战功。革命战争年代仅烈士就有3000多人。
位于子长县城北的子长烈士纪念馆，是深受陕北人民爱戴的谢子长烈士的长眠地。1934年8月，谢子长在领导反“围剿”斗争中负伤，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不幸逝世。谢子长虽然没有等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的那一天，但是党中央没有忘记他创立陕北根据地的殊勋。为了纪念谢子长烈士，毛泽东先后两次为他的陵墓题词。纪念馆内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上，镌刻着300位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子长烈士的英名。包括谢子长一家9名烈士在内，300位子长人民的优秀儿女化身为永垂不朽的丰碑，成为子长人革命不息、奋斗不息的力量源泉。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瓦窑堡的革命历史，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毛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