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篇
科学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魂”和“根”关系问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整，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热度持续不断，《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的出版，更将相关研究推上新高潮。
有学者强调，从解决文化发展根本问题、贯通文化发展各个领域重要论断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基石性、根本性的核心理论是文化主体性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形态上明体达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在实践形态上体用贯通，破解“体用二分”窠臼，总体上守正创新，科学解决“魂脉”和“根脉”关系问题，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以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指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和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怎么看”——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学理，又有“怎么干”——针对实际问题明确提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金钥匙”。比如：“四个牢牢坚持”做好新闻舆论工作；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要体现“六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做到“八个相统一”；“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讲好中国故事要“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等。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包括主旨鲜明、系统完备的意识形态工作“五论”，即意识形态工作定位论、形势论、任务论、主体论及立场论，重点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有学者指出，“两个结合”的“结合”具有普遍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结合”的实现；“结合”具有艰辛性，认识国情、把握时代特点特别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自身独立性、对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都极为困难；“结合”具有创造性，“第二个结合”使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认识更加科学、全面，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系统。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彰显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以此为始点，学界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了多方面研究，使其逐步成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彰显。
有学者提出从“创立背景、深刻变革、基本内容、鲜明特质”四个方面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新的时代进程、新的历史方位、民族工作实践和“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引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创立背景；概念命题、研究范式、理论叙事的革新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深刻变革；“主线和纲论”“两个源自论”“共同一体论”“历史方位论”“价值意义论”“基本制度论”“争取人心论”“领导力量论”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新时代各民族共同现代化同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质。
也有学者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成要件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其应当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三者分别指向“事实”“观念”“实践”，形成“本体—意识—实践”的能动循环体系。
还有学者进一步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理论结构，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生成于族际利益互补性、记忆情感共同性以及民族文化聚合性。正是这三重结构共同作用，使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纵向发展与横向联结上被深度整合。
完整诠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搭建三位一体逻辑框架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始终是我国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提供了现实基础。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具有根概念性质的标识性概念，并衍生出三类派生标识性概念：一是反思性派生概念，即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相继发生的多起环境公害事件、近代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机械自然观等进行反思意义的概念化理论聚合，从而逻辑性地生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地球生命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二是规范性派生概念，即在镜鉴反思的基础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等关系进行规范意义的概念化理论聚合，从而逻辑性地生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标识性概念；三是建构性派生概念，即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体制机制展开建构意义的概念化理论聚合，从而逻辑性地生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等标识性概念。三类派生标识性概念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中国式话语的语言面相，搭建起了“反思—规范—建构”三位一体的逻辑框架，较为完整地诠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根概念的丰富意涵。（作者孙寿涛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经济学篇
新质生产力受到集中关注，四个主要研究维度全面深化
2024年，中国经济学界关注最多的热点问题是新质生产力。研究者们主要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基本特征、实现路径和测度指标等方面展开研究。
在理论内涵方面，学者们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新的高水平的现代化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它在经济理论上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创新和发展。
在基本特征方面，学者们从不同维度总结了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特征。一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二是在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生产模式方面有创新，三是将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四是能够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在实现路径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政策建议。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特征，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大力鼓励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即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基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载体在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在微观层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必须遵循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逐步完善产业结构。
在测度指标方面，一些学者探索了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指标。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由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基础设施等构成。也有学者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三个维度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界定。在方法上，通常都采取熵值法对各指标赋权。从测度结果上看，学者们均发现新时代各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迅速增长，但由于资源禀赋等客观原因，地区之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差距较大。
除了研究新质生产力本身，很多学者还将新质生产力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讨论，认为从逻辑上讲，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从发展动能上讲，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刻。要加快传统动能改造提升，积极培育新动能，就需要推动突破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供应链韧性成为热门话题，数字技术和制度型开放受追踪
在后疫情时代，供应链韧性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关注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利用全球供应链数据，评估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供应链韧性。研究发现，面对贸易政策冲击，中国企业通过将供应链转移至近岸、本土以及其他欧美国家以实现风险规避，同时调整产业范围完成供应链重构，从而展示了较强的供应链韧性。
多位学者发现，数字技术有助于提升供应链韧性。供应链数字化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供应商集中度和改善内部控制等渠道，提升了企业的供应链韧性。在具体的技术应用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运用对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最为明显。
还有学者发现，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能够显著提高供应链韧性。实证研究表明，提高贸易协定深度可改善制度环境，降低全球供应链断裂概率、增强供应链韧性。在具体贸易政策方面，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都将降低中国从成员国进口供应链的断裂概率。因此，积极签订和加入高标准贸易协定，构建一流的营商环境都将有助于增强中国供应链的韧性。
气候政策对经济发展越发重要，环保理念应对气候风险越发有效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气候政策在中国经济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气候风险越来越大。专家研究指出，在微观层面，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诱发企业升级困境，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机制是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挤出实体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挤入金融投资，即造成“脱实向虚”。此外，气候风险会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融资约束加剧企业的避税行为。在宏观层面，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秩序，并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波动性。此外，投资者气候风险感知会加剧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的风险传染。还有学者发现，气候风险会提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引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引发短期跨境资本外流。总之，气候变化会对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促进企业绿色发展的渠道，除了绿色技术创新，还有供应链的传导效应。多位学者基于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的数据发现，下游客户的ESG优势可以激励中游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现机制是，客户的ESG理念会强化企业的绿色意识、加大相关的商业信贷支持，以及绿色技术的溢出效应。（作者方明月、聂辉华分别为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政治学篇
制度创新促进“中国之治”，鲜活案例丰富学科建设
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制度建设确立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学者普遍认为，现代化的关键是制度，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过去七十多年尤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形成了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并行的“中国之治”。有研究指出，这种成功主要源于制度建设内生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为始终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制度效能的整合转化，兼顾制度的整体性与层次性、激发社会主体的能动创新，以及在社会主义政治基本原则下保持开放、根据实践发展持续进行制度调适。
在政治制度建设领域，民主制度尤受关注。有研究将中国民众对民主的理解划分为参与观、权利观、协商观和绩效观四大维度，其中参与观和权利观的认知比例持续攀升，显示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活跃度与权利诉求不断增强。与此相呼应,“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价值与制度形态的统一：微观层面注重公民权利的程序规定与实质保障，中观层面围绕政治制度体系的科学构建与有效运转，宏观层面则面向新型政治文明价值的整合。在实践层面，“群众路线”被学者视为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重要信息机制，兼具社会动员和政治沟通双重功能，也为民意整合与共识回应提供了有效渠道。“共同缔造”“北京经验”“枫桥经验”等基层治理范例则丰富了这套制度的内涵。如“共同缔造”借“五共”工作法（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将“共同性”融入日常生活实践；北京等地的“接诉即办”改革，则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的敏捷治理，借助政社协同推动共治共享共建。这些制度创新不仅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也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鲜活素材。
“超级选举年”再析选举政治，数字能力进入研究视野
政党在国家建构、选举竞争和社会动员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由此使得政党和政党制度引起学界进一步关注。一系列研究表明：政党在国内外政治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成为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核心组织者和实践者。这在亚非地区表现尤为显著，显示出全球南方的政党形态与传统西方的多党竞争模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伴随数字化浪潮的涌现，数字化政党兴起：议题算法化让政党能够更精准地对接选民需求；平台化参与促使政党由封闭式党员组织逻辑向开放式“用户服务”逻辑转变；竞争社交化则令政党竞争从相对统一的“举党竞争”走向分散化的“网红竞争”，个人形象与网络影响力变得更为重要。这些变化不仅提高了政党数字化能力的要求，也在政治过程与公共舆论互动中产生新的治理与风险挑战。
2024年被称为“超级选举年”，学界也围绕选举政治展开了研究：在中国大陆，研究显示，性别对人大代表投票选择、脱贫攻坚对基层选举投票率有显著影响；在欧洲，传统政党与新兴政党之间此消彼长，加之政党—社会对齐模式的重构，给欧洲议会选举格局带来动荡；在拉美和非洲，不同政党的崛起与衰退、社会联盟和政治对抗持续发酵；在美国，生成式AI的推广导致选举活动出现信息自动生成、动员群体目标微观化、政治选择的分化和价值极化以及过程治理有机化的新特征，对代议制与美式民主产生强烈冲击。
地缘政治重回聚光灯下，全球价值链冲击受关注
近年来，国际政治的主旋律从全球合作转向大国竞争，国际安全和地缘政治重回聚光灯下，同盟、经济与网络因素相交织、“泛安全化”明显。学者指出，美国对华遏制加剧，其盟友态度可能从“对冲”转为“选边”，但因各国实力与内政的差异会影响其对待风险的态度和承受能力，不同国家转向幅度存在差异。大国竞争对全球价值链冲击同样受到关注。研究显示，短期内全球价值链具备较强韧性，但若地缘政治对立持续，产业布局或将作出深度调整；一些超级企业面临经济要素“武器化”所致的选边困境。数字空间也成为新的大国博弈场域，学者指出美国凭借技术与规则试图维持单极地位，导致数字地缘政治竞争出现失序苗头。
在全球竞争愈演愈烈的态势下，南方国家日益崛起，团结、自主和抵制外部干涉的呼声不断高涨。研究显示，他们在国际传播中努力破除西方中心论，构建多元化的“南方话语”。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员，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些国家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帮助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与制度性权力。尽管美西方试图通过区隔中国与南方国家、扶持印度争夺南方领导权、拉拢特定国家等方式削弱中国影响，但“全球南方”崛起的势头仍在持续。学者呼吁，中国需要从“基于威胁”转向“基于能力”的安全理念，将开放与共赢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核心思路，并与外部世界保持良性互动，从而在国际与国内安全治理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更具包容性的路径。 (作者刘颜俊、郭凤林分别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伦理学篇
围绕“使命与担当”的伦理要求，建构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2024年伦理学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伦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阐释与分析。有学者主张，伦理学界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伦理道德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和基础理论，初步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和传播传承体系。有学者指出，重建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源自人们过一种整体性意义上好生活的动机。现代生产、交往和生活方式的历史逻辑决定了建构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而建构的可能性依赖于我们能否运用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完善一种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原则、方法、概念和话语。还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语境。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均衡协调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这是中国独特伦理智慧的集中体现。还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特有的价值理念和行动逻辑，认为责任担当是建构社会秩序的基础理念，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恰恰体现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当围绕一种“使命与担当”的伦理要求展开。
深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开创新伦理学范式
建构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原典出发，借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大大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进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置了伦理学的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开创了一种非道德主义的全新伦理学范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性与合法性，源自于其科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奠基于此的独特价值观照、思维方式和阶级立场。有学者从本质主义的思路来阐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内在规定了其道德观的规范性基础。尽管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在描述性立场上与科学本质主义的经验方法具有亲缘性，但从本体论维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性上看，马克思的道德观在规范性立场上更应被看作是追寻个人与他人良好关系状态，探求良善社会制度，面向人类未来的一种关系本质主义立场。还有学者将马克思的正义观解释成为一种以人的自我实现为进路的正义观，而基于马克思正义观的视角，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保证，每个人能够在富有成就感的劳动中过上美好的生活，并拥有一个丰满的人生。
伦理学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伦理文明创新是题中之义
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我们在伦理学的视角中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有学者指出，中华伦理文明创新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基础和题中之义。以和谐共生、万物一体、大道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特质的当代中华伦理文化，是具有伦理文明意义的理论创新，其对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至关重要。还有学者认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主要是一种道德要求，其要义是要求我们自觉热爱中华文化，自觉敬畏中华文化，自觉践行中华文化蕴含的正确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对中华文化形成正确的道德态度。有学者从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继承发展角度出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呈现从“多元多样多变”到二元聚集，再到核心价值观引领，进而实现文化共识生成，并最终达到文化基因认同的从“多”向“一”积累集聚的精神史轨迹。而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伦理精神现代建构”的伦理道德发展历史进程和文化脉络。
科技伦理愈发突显，价值对齐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伦理及其相关的问题愈发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针对人工智能的道德主体地位问题，有学者基于一种道德社会中关于道德实体的结构伦理来反思人工智能的道德主体地位。按照结构伦理的思路，不同于拥有主体性的人类，人工智能要确保道德主体地位，需要具备价值负载性、行动自主性和责任自负性。此外，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问题是时下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价值对齐是一个规范性问题，也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者既需要从伦理上论证价值对齐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也要充分考虑技术上实现人工智能对齐的现实性。一种价值对齐往往意味着需要打通人工智能价值研究中的道德规范和人工智能设计的技术标准之间的逻辑鸿沟。此外，针对另一些颇具争议的日常伦理问题，学者们也从各自角度展开论述。就老龄化带来的伦理挑战而言，有学者主张，应从关怀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维护人类尊严的老龄关怀方案；而一种老龄文明的结构转型意味着，我们不应当从道德上将老龄化视为人口结构的负面事实，而是要努力推动建构和谐正义的社会来为老龄化的到来做好制度上的准备。在脑机接口的道德责任问题上，有学者认为，主动式的脑机接口介导的“人工行动”正在挑战我们对于人类行动本质的理解，也带来了归责上的新困境。我们迫切需要对道德责任进行层级划分，来为脑机接口介导行为中的道德责任提供合适的分析框架。（作者林建武、景小强分别为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党史学篇
丰富中共党史基本读本，书写多彩鲜活生动党史
继《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之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记述党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历史，重点展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创立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集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生动性于一体，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历史提供了权威正本。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则以编年体，辅之以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遵照“重要”“典型”“鲜活”“平衡”的原则，确定编纂的要素、内容和特色，充分依据来自中央与地方、区域与境外等方面的权威史料，并尽可能运用档案、文献、回忆、实物等进行多角度考释、补正，系统性、贯通性研究了这一时期党的历史，编纂成就一部波澜壮阔、丰富多彩和鲜活生动的党史。
“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深化拓展学理化研究
“两个结合”是党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中“第二个结合”是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出版《“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集中围绕关于“两个结合”的哲学问题、历史问题、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等基本问题，从时代条件、要素构成、辩证关系、内在机理和本质特征等方面，着力把握“两个结合”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精神品格、时代价值和重大意义，彰显“两个结合”的历史底蕴、活的灵魂、发展脉络，揭示其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化和拓展了“两个结合”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展现了“两个结合”的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和国际视野，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
探索和透视中共党史党建学，把握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中共党史党建学将学科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确立为所属4个二级学科。有学者提出，要明确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学科属性，处理好政治性与学术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系统性与分支性、基础性与专题性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发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认为，这一学科的本体论是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科学认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决定了其本质属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其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其基础理论；认识论是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功能、资料支撑等学科基本问题的整体把握和科学认知；方法论则是对指导党史党建研究的理论原则和一系列方法的系统认识。该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紧密联系、相互交织、整体发挥作用的有机统一体，共同构筑起本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
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涵盖与中共党史党建紧密相连的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知识创新、学术格局、论证深度等方面，要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是具体的实证研究、经验研究所无法取代的，其体系建构需要达成“拒绝学科依附”、“拒绝理论移植”、“反对玄思和庸俗化”，“坚持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等学术理论共识。
深化拓展红色文化研究，提出“赶考”历史主动精神
红色文化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念、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有学者认为，红色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深入研究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红色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需要在历史长周期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宽视野中考察和分析问题，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变革和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将红色文化置于人类文化创造、文明更新和共同价值寻求的全球视野中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演进中加以考察。
围绕进一步挖掘“赶考”历史内涵，推进香山革命历史研究，有学者提出“赶考”历史主动精神这一概念，强调历史上的“赶考”是一种历史主动，党的“进京赶考”，是党的理想信念、历史思维、实践性、问题意识与历史主动精神的统一。党的“赶考”历史主动精神，源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革命斗争实践，是红色文化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先进性的重要标识，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特征。
挖掘考释党的历史文献，发现党最早官方文献集
《向导》周报是党创办的第一个机关报，发表了大量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的文件，是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有学者认为，《向导》周报1926年5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是党首次就某一方面专题内容选编出版的中央文件集。其主要依据是，《向导》周报1926年9月出版的《论北伐》一书中刊载《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书的广告称：“这是一本集子，包括中国共产党所有宣言、告民众书等。”该书收入的是自建党至1926年间，党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部分文件，并有明确的出版机构、出版时间和定价。这一观点修正了日本中共党史专家石川祯浩在其2014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以20世纪50年代的杂志<党史资料>为线索》一文中的观点，后者认为“1938年2月由解放社出版的《红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官方文献集”。
《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立场、政策和主张的中央文件选集，开创了编纂出版党中央文件的先河，为此后开展党史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作者宋月红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文化学篇
春节入选世界非遗，推动文化互鉴共享
2024年12月4日，春节入选世界非遗，这是对其文化价值的肯定。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仅是家庭团聚、辞旧迎新的时刻，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春节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其入选世界非遗不仅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也为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鉴和共享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国学者对春节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和代表观点。首先，有学者指出，春节文化的全球传播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体现。春节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不仅增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也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其次，在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关键。有学者提出，要充分挖掘春节文化的内涵，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创新春节文化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手段。同时，也要注重春节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再者，在春节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中，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有学者建议，要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点，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例如，在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春节庙会、文化展览、艺术表演等形式，展示春节文化的魅力。此外，还要注重春节文化的本土化，使其更加符合当地民众的文化习惯和审美需求。
数字文化赋能传统文化，延展中华文化内在表达
在以人工智能（AI）、大数据、虚拟现实（VR）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文化呈现与传播的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尤其是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生产方式（AIGC）技术的突破对人文学术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其作为一种全新的、强大的生产工具，持续引领数字文化生产的范式迭代更新。有学者认为AIGC的蓬勃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有效途径与方法，AIGC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化内容的生产与传播格局，而且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展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潜力。
在探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知识生产与传播策略转型时，有学者提出AIGC技术能够推进传统文化内容生产的跨媒体融合发展，通过音视频图文等多模态融合与转化，让传统文化内容以更贴合现代媒介传播的形式进行传播；同时，AIGC技术还能降低文化生产技术门槛，赋能传统文化内容的全民共创与个性化生产，让大众可以更为便捷地利用数字技术提取与应用传统文化元素。AIGC技术以“虚拟现实”为样态呈现，聚焦智能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间的叙事融合，可有效提升文化作品的生产传播效率，模拟、延展和丰富中华文化内在表达。
春节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入选世界非遗，彰显了中国文化魅力，推动学界加强相关研究。
文化新质生产力引关注，沉浸式文旅成为新引擎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理论与实践逐渐被纳入学界视野，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有学者将文化新质生产力定义成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内呈现出的新质态、新类型，其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共同发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在文化生产、消费、交换等领域形成了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可为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根基和精神引擎。有学者提出，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也是新质生产力向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质态具化过程。新质生产力沿技术、业态与模式逻辑重塑文化产业的技术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以智能创意工具提升生产效率、以新型文化业态优化产业结构、以价值共创模式改善创新生态。
有学者认为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文旅深度融合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随着科技的不断应用，文旅体验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科技赋能文旅深度融合涉及多种技术的融合应用，文旅科技代入感、文化旅游产品的质量和游客的体验感不断增强。近些年来，沉浸式文旅作为新质生产力在文旅领域的具体体现，成为城市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正成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承载。因此，必须加快构建相关学科理论体系与行业评价标准，推动文化新质生产力成为新时代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
文化遗产保护思想深化，保护标准体系继续完善
在新时代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当中，明晰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厘清文化遗产保护逻辑至关重要。有学者认为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和在其引领下的保护实践表现为四个特色鲜明的历史阶段，即重道轻器的古物保护、注重象征意义与精神传承的文物保护、恪守“原真性”原则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强调活化利用的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不再局限于文物本身，而是将与其相关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自2023年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思想与实践发生显著变化，活态传承的理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推广与实践。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保护思想的深化和拓展上，更体现在保护标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上。
有学者认为，关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化工作实践，这将凝聚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共识、共享文化遗产保护先进适用技术和最佳实践经验，推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助力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有学者做出积极展望：文化遗产要紧密结合新质生产力，遵循故事性、知识性、学术性的传播逻辑，增强大众对文化遗产的共情点、感知力，重构文化遗产不断满足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体系，有效彰显和发挥文化遗产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卜希霆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沉浸式文旅产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彭雪千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
法学篇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时代议题研究出成果
法学界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围绕着法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中，以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基础性时代议题成为学者们重点关注的主题，呈现出一系列紧跟时代脉搏的研究成果，比如继续以科学立法保障和落实改革成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社会各方面改革保驾护航。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得到深化，基本理论应用于实践议题
法学界针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等进行了全面和体系化的研究。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涉及理论和实践等多个维度，研究的主题涵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内涵挖掘和实践伟力阐发等方面。在理论层面，学界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理论特色进行深度阐发，展示出其思想的科学性。在实践层面，学界针对合宪性审查、法治政府建设、司法体制改革、枫桥经验等重点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展示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于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实践完善的指南作用。
此外，来自不同部门法的学者也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理论应用于生态法治、法典化、监察体制改革等鲜活实践议题。
直面中国法律实践，建构法学知识体系
法学界直面中国的法律实践，在基础理论和部门法教义学上不断推进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法理学者的研究领域依旧多元，主题跨越法教义学、司法裁判理论和立法理论等。
《民法典》的适用引发很多新兴问题，一系列司法解释出台。《合同编通则解释》于2023年12月份开始施行，相关的民法教义学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公司法》《行政复议法》和《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的修订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回应了实践中不断涌现的现实需求，也激发起不同部门法学者针对新立法的研究热潮。刑法学研究保持了稳定的教义学风格，但针对互联网犯罪、轻罪治理、网络暴力治理等新兴实践议题有更多的关注，有学者建议应当在发挥刑法的社会治理功能的同时以法治进行强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于2024年3月开始施行，其司法适用问题也受到刑法学者的较多关注。程序法的学术研究依然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同频共振，针对认罪认罚从宽等刑诉法修改的重点主题有持续的关注和探讨。
数字法学研究全面开花，新兴数字应用立法成热点
2024年见证了数字法学研究的全面繁荣。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智能科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如何从法学角度进行回应成为法学界面对的一项迫切任务。众多法理学研究者针对数字人权的证成、数字法学的学科属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议。有学者否定数字人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形式，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法学尚未具备独立性。在域外人工智能立法的激励下，多位学者针对人工智能立法提出学理建议，提出学者版的《人工智能法》。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宏观层面的立法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数字科技所引发的个人信息保护、数据产权的界定、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兴难题大大地拓展了部门法研究的边界，促使众多学科针对科技挑战进行回应，比如针对数据产权的划定难题而对传统权利理论进行更新。同时，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融入公共权力实践，自动化行政不断涌现，智慧司法形态不断成熟，对数字权力的边界和数字法治的内涵进行反思也成为法学研究者的一项理论任务。
另外，新兴数字应用的具体立法和司法应用也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比如随着自动驾驶汽车初步具备上路条件，如何从立法上对自动驾驶进行规制成为一大热点。由于人工智能科技对法学研究的重塑效应不断彰显，2024年的法学研究已经做出实质性推进，数字法学的理论版图初具模型，如何完善数字法学的理论体系并针对数字权利保护、数字法治建设等议题提供体系化的回应方案，成为接下来法学研究的一项艰巨使命。（作者郑玉双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新闻传播学篇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深化，概念探索丰富自主知识体系
以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2024年相关研究持续深化。有学者从主体意识、理论基础、学科逻辑和全球视野四个层面入手，提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化路径；亦有学者回溯百余年历程，系统总结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脉络。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一方面立足经典，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新闻实践的历史文献中提取新知，丰富或廓清一些既有认识；另一方面把握当下，积极探索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具体实践领域结合的新路径，在教育中不断夯实理论基础并提出创新路径。
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学术创新。不少学者围绕新闻传播领域的“元概念”深入探索。有学者突破以文本为中心的新闻认识论，提出“新闻世界”概念；有学者就“数字新闻”的基础概念、实践过程、社会效应等系列问题进行阐述；有学者基于深度媒介化现实，提出“平台世界”等概念；有学者从多个维度讨论“平台交往”“数字生命”等新鲜命题。
技术迭代加速传媒变革，媒体深融推动研究升级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迭代，深度影响新闻传播实践与行业格局。一些学者着眼全局，探讨AI带来的信息生产范式变革、传播秩序重构、价值伦理风险等结构性、整体性问题；一些学者着眼具体，探讨AI在国际传播、新闻生产、传媒教育等领域应用中产生的针对性、局部性议题。在此趋势下，智能传播研究成为热点，拓展并重塑学科既有知识边界。人机互动的程度不断加深，一些学者勾勒人机共生的未来图景，虚拟情感融入社会亲密关系，在真实社会语境中引发对智能体行动者角色的理论反思。此外，2024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有学者回望媒介技术史，有学者关注互联网的技术隐喻，亦有学者从技术、资本和政治驱动的视角理解互联网与全球地缘。
2024年是媒体融合战略实施10周年。10年融合重塑了传媒业肌理，有关媒体融合的研究也超越了具体的方法路径层面，不断升级。有学者对“中国式媒体融合”做了“清单式”梳理，探讨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有学者总结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新闻创新的模式，亦有学者关注不同垂类的创新案例。还有学者以未来为面向，提出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全党办报”迭代升级为“全党办媒体”，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提供操作框架。
国际传播研究凸显“南方转向”，区域国别研究注重交叉视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国际传播研究持续走向深化。受国际政治等复杂性因素的影响，面向“全球南方”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借助共建“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倡议，有学者提出要关注当下国际传播叙事的“南方转向”，借此打破美西方主导性叙事迷思。以建设“传播共同体”为目标，有学者提出以主体协同、内容协同和渠道协同为构成的“协同传播”范式；亦有学者提倡以建设“话语联盟”等途径增加国际传播协同能力。
立足于传播效果，近年来以区域与国别来细化国际传播的研究受到重视。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学为重新审视国际传播中“他者”与“自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知识路径；亦有学者指出，以精准化为目标的国际传播呼唤更多“在地化”知识，区域国别学研究中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合作的知识融合是有益路径。
新质生产力赋能传媒业，数字出版成为出版研究聚焦点
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为传媒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新动能。有学者提出“传媒新质生产力”“新质传播力”概念，为系统性审视传媒领域发展提供框架。有学者从传媒产业变革角度，提出“数智”时代下传媒业将迎来生产要素、生产模式、运行方式、组织结构、产业边界的系统性变化。
出版业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排头兵。随着数智技术赋能出版业，数字出版不仅成为出版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重点，也是出版研究的聚焦点。围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有学者总结了出版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新态势；有学者提出要构建共享、共商、共进的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路径。围绕数字出版实践，一批学者围绕出版数据要素、数字出版新业态、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数字出版版权等重要议题展开研究。此外，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等7所高校成为我国首批出版专业博士学位点，相应地，围绕出版领域高层次应用型领军人才培育的研究也成为业学两界的共同关注。(作者李舒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