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蓬勃发展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沉船——“长江口二号”古船正式开始打捞，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启动。
考古从“小众”走向“大众”，文博热度持续走高，原因是什么？这对我们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坚定文化自信有何意义？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记者：考古频频“出圈”、走入公众视野，原因是什么？
王巍：我认为根本原因是随着经济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博物馆、媒体等加大创新和宣传力度，内容上更丰富，形式上更多样。公众越来越看得懂考古，参与度也在提高。以三星堆为例，我在去年3月份参加三星堆直播节目，网络总点击量达到71亿人次，关注度空前高涨。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考古和文博事业发展日新月异。您是考古事业的推动者和见证者，回望十年变化，您有何体会？
王巍：这是中国考古蓬勃发展的十年。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专门以考古为主题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站在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的战略高度，提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者意识到自身责任重大，政府、民众、媒体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增加，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采取了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一系列重要举措。
我们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挖掘和研究的科学技术手段明显进步，对考古人才的培养和支持也更充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2012年，我们到乌兹别克斯坦参与明铁佩遗址考古发掘，这算是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走出去”。之后，我还带队到洪都拉斯发掘玛雅文明的首都科潘遗址、埃及卢克索发掘新王国时期的孟图神庙遗址等地参加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1978年3月，我上大学学考古；1982年，我毕业参加工作，成为一名考古人；今年3月，是我入行整整满40年，可以说参与、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1987年，我去日本读博士学位，是自己为了学习东亚考古学，了解国际考古学界考古理论与方法走出国门；2012年，我带队去乌兹别克斯坦，是带着中国考古队伍走出国门，令我十分感慨。我觉得，中国考古学正迎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记者：今年也是您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第十年。您带来了什么建议？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对我们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坚定文化自信有何意义？
王巍：这些年，我的议案建议主要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相关。可喜的是，许多都被采纳落地，比如加强考古前置工作、把文物保护规划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开展中华文明宣传工程等。今年，我建议加强考古发现的活化利用，通过主题乐园等载体生动展现中华文明辉煌历史和灿烂成就。
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为首席科学家，我主持了从2004年正式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项目，近年来又有许多重要发现，比如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这不仅为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让我们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去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现在，我们开始了下一个百年新征程，我期待中国的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能再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