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珍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近日对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进行了专访。
记者：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您如何看待这百年征程？
陈星灿：我们纪念仰韶文化发现100年，是因为它的发现与研究历程，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年来探本求源、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的历程。
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考古学大体对不同的时代有了一些整体性的认识：中国旧石器文化自成体系，连续、独立地发展，人类的演化链条基本前后相继；中国自距今8000年前后就已初步形成“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格局；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夏商王朝为中心的中原与周边地域的政治、文化关系，深刻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以湖北黄陂盘龙城、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发现，都是重要实证；秦汉及以后的宏大历史进程，则体现在制度建设、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与周边国家的和平交往等方面；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在考古学者的工作中得到强有力的证实。
记者：谈起考古，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考古学家“面朝黄土背朝天”发掘文物的画面。实际上，考古学家的工作场景是什么样的？
陈星灿：在现代考古工作中，既有公众想象中的野外工作，也有很多室内的工作。野外工作主要是考古的调查、勘探和发掘，也包括测绘、取样、现场保护任务等。虽然现在工作条件大为改善，但类似三星堆遗址那样的全实验舱发掘，目前只有少数考古工作项目才有可能实现。考古工作者的野外工作仍然是很辛苦的，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是不可避免的工作常态。
记者：现代科技手段在考古工作中运用如何？给考古工作带来哪些改变？
陈星灿：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发掘队越来越多地与各类自然科学家合作，随时协调他们前往发掘现场协助考古学家进行各类专门信息的提取和鉴定。现在，考古工作中比较常见的科技检测分析有动物骨骼鉴定、植物遗存提取与鉴定、人骨病理鉴定、古DNA信息提取、古环境样品提取分析、冶金遗物检测分析等。这个过程，是考古学家的工作从野外延伸至室内、实验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后，才能进入分析、研究阶段。
考古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和各类技术手段密不可分。从最初使用先进的影像记录手段拍照、摄像，到利用物理、化学方法分析出土遗存，都是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工作中的运用。仅以分子生物学举例来说，目前我们利用分子生物技术分析动物的皮毛颜色，探讨家畜的选种、饲养方式，甚至可以用来考察古代信仰活动对特殊牺牲用品的选择；探索墓地中的人群社会形态，探讨家族血缘关系、婚姻组织形态等，这些都离不开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持。
记者：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您认为考古的魅力何在？
陈星灿：英国的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曾经说过，人天生会有四种不可回避的好奇心驱使人们对古代进行研究，这些好奇心其实都是对既往世界的好奇与探索。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学满足了人类对于往昔的好奇，并且以实实在在的物质文化遗存尽可能复原没有文字的历史，展现了社会的物质文化样态。相较于文献记载，这样的工作，对公众而言，展示的是看得见、摸得着、能理解的古代社会。对于古代社会的这种复原工作，考古学具有天然的优势，是与古代社会的直接接触和对话。这可能就是考古学的魅力之一吧。
记者：您认为今后考古工作应该在何处着力？
陈星灿：经过10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成果斐然。在新的时代，中国考古学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加强考古学科建设，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中发现新视角，构建新理论；深入开展多学科融合发展，引导打破学科壁垒，使考古学研究发挥更大的价值与作用；加强文明互鉴交流与比较研究，有序开展赴外考古发掘与研究，促进我国由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转变，增强中国考古学国际影响力。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使下一个百年的中国考古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仍然应该坚守田野一线，努力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和结合，更细致地获取信息进行研究。
记者：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考古队伍中，您对这些年轻一代有何寄语？
陈星灿：我的老师张光直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叫《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我想我的答案和张先生是相同的。同时，我想说，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也在改善，生逢其时，在这样的时代中，投身于考古文物事业，会有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