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在浙江平湖参访李叔同纪念馆，不禁吟诵起这首歌词。这样的吟唱，是李叔同留给我们的悠扬。
李叔同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卓越的艺术造诣，一直让我为之景仰。他从风流才子到空门高僧的剧变人生，一直占据着我精神内存偌大的空间。
他是文学奇才。“二十文章惊海内”说的便是李叔同，少时即能吟出“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他追随维新变法失败，康梁逃命海外，因牵涉康党，携母从天津南迁上海，时方弱冠，以其诗文辞赋，成为沪上有名的“天涯五友”之一。
他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把西方钢琴音乐介绍到中国的是李叔同；一首《送别》传唱至今。
他是艺术大师。他将中国古代的书法推向了新的高峰，“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文学巨匠曾以得到他一纸墨宝而备感荣耀。他把西方油画引入中国，第一个在中国开创裸体写生。他培养出了不少画师名家，一代画师丰子恺就是其高足。他首次把广告画运用到报纸引入副刊，中国报纸副刊由此步入图文并茂时代。
他还是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东渡扶桑，创办“春柳社”，在话剧《黑奴吁天录》和《茶花女》中，分别饰演爱美柳夫人和茶花女，艳惊四座。当时的日本戏剧杂志《芝居》不吝誉词：“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
……
我安静地用自己的思想与大师对话，还原李叔同与莲花同在的精神追求。我想，在李叔同身上，体现出了一种气节。面对国运不幸，李叔同创作了《祖国歌》：“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其爱国情怀气吞山河，情撼大地。抗战爆发后，日本人请他循当年鉴真之例，东渡弘扬佛法，面对来人，弘一法师愤而说，当年鉴真法师去日本，海水是蓝的，现在已被你们染红了，日本，我是万万不会去的。几天后，他写下“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把自己的居室改名为“殉教堂”。
在李叔同身上，还体现了一种认真。从红尘跳至佛界，他的一举一动，都严格要求自己，最终成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宗师。丰子恺后来评价他，李先生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他性格上的一大特点——“认真”的缘故。
在李叔同身上，还体现了一种简朴。在纪念馆，我看到有双补丁上再打补丁的僧鞋。李叔同就是穿着它，千山万水，芒鞋破衲，走遍了一座座名寺古刹，弘扬佛法。他将失传700余年佛教中戒律最严的南山律宗拾起，清苦修行，最终以苦行僧终其一生。林语堂感叹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尘世间少了位艺术全才，也有人庆幸，佛门多了一位高僧。
更让人景仰的是李叔同对富贵的舍弃。他在物质与精神生活都达到了极致的情况下，在别人艳羡的目光里，从名扬四海的风流才子，出人意料地做了舍弃——彻底抛却名利荣华，做起了一个律己至严的苦行僧。这样一位学贯中西，震古烁今、世所罕匹的一代俊彦，39岁艺术人生达到巅峰之际，他义无反顾抛弃所有俗世功名，剃度落发，遁入空门，成了苦行佛陀。以至于他日本牵手携归的美貌娇妻春山淑子，闻讯跑到杭州虎跑寺，数日泣哭，跪求一见。他却去意已决，斩情断意，托人传语：“当以我为患虎疫死，勿复念。”真是钢骨秉慧剑。赵朴初先生评价弘一法师时说：“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站在纪念馆的高处，我默默注视着李叔同那面容悲慈、气宇简穆中带着一丝微笑的雕像，忽然瞥见雕像底座写于1942年10月13日“悲欣交集”四个字。
大师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何“悲”何“欣”？
从高蹈狂狷又才华横溢的李叔同，一转身，成为悲世悯生又灵气飞动的弘一高僧，他给后人的记忆，就像他的书法，用笔简明，笔意宁静，疏朗得体，形成独有的神采，充满了超凡的意趣和云鹤般的淡远。
我妄测，是不是在他眼里，婆娑世界一切都有悲情，而往生西方，成就正觉，方是人生之真欣？也许在他弥留的一刻，他体会到了“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隐隐约约，我仿佛看到大师在我心中灵动起来，踏着一双浅浅的脚印，自远方飘逸而来，又飘忽而去，跣足芒鞋，孑然一身。那来自心灵深处的足音，尽显孤高耿介，波澜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