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祥云因收受2万元红包被免职。江西省纪委要求全省各级干部、公职人员引以为戒。据介绍，自2013年9月开展红包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以来，江西全省已查处违规收送红包问题112个，处理149人，先后免职33人。 近年来，全国各地频频曝出腐败官员落马后的红包问题。2万元的红包和这些落马高官的巨额贪腐相比，看似并不严重。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专家指出，令人关注的不只是红包的分量有多重，而是背后官员党纪国法的意识淡薄，权力观的任性和肆意。重典正风气，必须拦截并斩断“恶小”之芽，才能防范酿成“大腐”。
小红包频频引爆官场
红包是我国社会人情往来中常见的现象，但在官场上却异化成为干部腐败堕落的“导火索”。4月27日，江西省纪委通报了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祥云顶风违纪收受红包问题。
经查，2014年春节期间，陈祥云收受某私营企业主红包2万元。2014年10月，陈祥云得知有关人员被查后，将收受的2万元现金上交到省廉政账户。经江西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按照组织程序，免去陈祥云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职务。
类似通报在全国各地屡有披露。据广东省纪委通报，今年一季度该省查处收受红包礼金的厅级领导干部16人，个别案件七八名厅级领导同时涉案。
河南省纪委4月30日通报，去年3月潢川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董国庆借操办女儿婚事之机，违规收受亲属以外人员红包礼金1.14万元；2012年至2014年春节期间，违规收受红包礼金5000元。
“不少领导干部低估了红包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最后倒在小小的红包上。”江西省犯罪学会副秘书长颜三忠说，很多人认为红包是礼尚往来的正常行为。事实上，这种“温情公关”更容易让收受者松懈麻痹，最后在“温水煮青蛙”中成为腐败分子。
“红包文化”孳生“腐败暗疮”
近年来，无论是“落网的苍蝇”，还是“入笼的老虎”，其背后常能看到红包的影子。某种程度上，红包成为诱发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脓包”。
记者梳理一些腐败案件发现，官场收红包主要有三种做法：
——以人情往来为借口的“意思意思”。按照刑法规定，受贿金额超过5000元可定罪。颜三忠指出，官员收受红包，如无直接指向利用职务便利的证据，多按照党纪进行处分。
一些官员因此认为，红包收的都是小钱，不会“犯事”。佛山市中院行政庭原庭长谢少清为了把握好分寸，专门设定红包金额底限：每次收受红包数额控制在5000元以内，超过数额的要退回一些。
专家指出，对官员“意思”的背后本质上是权钱交易，不能因为收受红包数目小就能“网开一面”，只要存在违规收受红包的行为，都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以逢年过节为幌子的感情投资。受“红包文化”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官场风气被恶化，甚至上行下效，腐败蔓延，窝案串案频发。
萍乡市是江西腐败的“重灾区”。经纪检机关查实，相继落马的原常务副市长孙家群、市政协主席晏德文和市委秘书长张学民在每年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分别收受单位和个人红包就达六七十万元之多。
——以提拔升迁等为目标的权钱交易。
广东省纪委去年底通报一起竞相收送红包礼金典型案件，涉及韶关乐昌市班子成员27人、乡科级干部45人，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据了解，此案是在乐昌市原市委书记李维员直接带动影响下发生的。李曾暗示多名干部努力升官，红包则是买官“利器”。目前，李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红包的隐蔽性，对公权力产生巨大的腐蚀性和破坏性。颜三忠指出，送红包者的最终目的还是获得权力庇护和回报，是行贿受贿。
值得警惕的是，“五一”前后朋友圈的“红包游戏”活跃。专家指出，以“红包游戏”为“隐身衣”的礼金礼卡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益传输方式，存在发现难、认定难、取证难等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对这类隐形利益输送决不能姑息。
刹住红包歪风还需标本兼治
中央严令之下，仍有人顶风而为，发人深思。专家指出，需有更具针对性的制度设置和追究机制，来进一步提升对官员收送红包行为的约束力与震慑力。
去年3月起，江西红包问题进入常态化治理。江西省纪委强调，对于违反规定接受红包且不主动上交的党员干部，一经查实，不论数额多少，有职务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免职，再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没有职务的，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给予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多地也开展类似的治理。山西省财政厅今年设立省本级“礼金红包上交专户”和“贵重物品上交专库”，并向社会公布。“专户账号”和“专库代号”均为35581，取谐音“送我我不要”之意。杭州市纪委明确收受微信红包也属变相受贿，将视事实的性质和情节，追究相应的党纪政纪责任。广东省去年对红包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后，各级廉政账户共收缴红包礼金6500多万元。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廖晓明指出，红包专项治理工作很有必要，目前对干部的免职等处理还停留在“治标”的阶段，治理工作必须向“治本”推进。
颜三忠认为，当务之急，在通过打击形成高压态势的同时，还应强化权力约束机制，完善监督控权，压缩寻租空间。
廖晓明表示，要形成“受贿行贿可耻”的社会文化氛围，对违规收受红包的领导干部一查到底，把惩处晒在阳光下，让权力真正得到更规范而严厉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