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败的深入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近年来，“共腐关系圈”成为反腐新词。从一些案件看，以腐败官员为轴心，夫妻、父子、同事、同乡等关系网密织，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个案件牵出一窝人，其危害比“独狼式”腐败大得多。
腐败也有“朋友圈”，只不过，这个“朋友圈”见不得光，也更加隐秘。据报道，为将曝光风险降到最低，一些官员精心挑选“合伙人”，制造范围极小的“共腐圈”。江西省萍乡市原常务副市长孙家群案发后，萍乡市原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学民和萍乡市原政协主席晏德文预感不妙，多次订立攻守同盟，企图“瞒天过海”。张学民甚至借《龚全珍日记》里讲的一位革命烈士被捕后坚贞不屈的英勇事迹“鼓励”晏德文与自己达成攻守同盟。如此煞费苦心经营“共腐圈”，说明腐败行为的“隐身化”特点越来越突出。
反腐高压之下，明目张胆搞腐败的人越来越少了，转入“地下”、手法隐蔽成为腐败分子的常用伎俩。从江西省查处的工程领域腐败案例来看，腐败官员要么安排亲友出面充当“白手套”来牟取利益，要么以市场合作为幌子将“黑钱”洗白，要么进行“选择性腐败”，比如晏德文坚持“小钱不收、平头老百姓的钱不收、不信任人的钱不收”的“三个不收”原则，将受贿对象控制在小范围内。
腐败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隐形”，一方面加大了查处难度，助长了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则滋生了“圈子”文化，一些人以利益为勾连，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搞团团伙伙，沆瀣一气，信奉“圈子高于班子”，江湖义气高于组织制度，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把反腐引向深入，就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大力清除“共腐圈”。
“共腐圈”的病原还在异化变质的权力，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成为圈子的“核心”。因而，治理“共腐圈”，最关键的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工程领域，权力过分集中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干部管理的漏洞更为一些人大开方便之门。只有完善依法决策机制，实现全过程、动态化、无缝化监督管理，才能从源头上构建约束权力的“防火墙”和“高压线”，以“不敢腐”“不能腐”推进“不想腐”，从而逐渐净化政治生态、铲除各类腐败圈子。（中国纪检监察报 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