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誉为“大道之源”的《周易》中，其《系辞》讲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意思是说，乾能够在变化中看到事物本质，而坤能够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体现事物本质。因为“简则易从，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可大则贤人之业”，一言以蔽之，简而不繁，抓住关键，学起来易知，做起来易行，坚持的时间久了，自然能够成就“贤人之业”。简的作用和地位，《周易》总结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简”作为观照世界的一种认识，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思考人生的一种方式，在今天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简与俭生死相依。简是将不必要的全部简化，俭是将已有的进行俭省，二者互为条件，互为结果，音同而意近，殊途而同归，其目的都是力倡节约，力戒奢靡。因此，简与俭几可通用。日常生活中，简与俭也常常连用。《晋书·元帝纪》说“帝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己待物”，《新唐书·董晋传》说“晋谦愿俭简，事多循仍，故军粗安”，《唐语林·补遗一》记载“李卫公性简俭，不好声妓，往往经旬不饮酒”，都是指生活节俭朴素，而陆游的一句“不为休官须惜费，从来简俭作家风”，则对简俭持家给予了更高的期许。
为什么倡导俭？《围炉夜话》中说得好，“贫无可奈惟求俭”，经济有限，吃和穿都成问题，从俭势在必然且不得不然。解决了温饱，甚至达到小康，举家锦衣玉食，还要不要再俭？宋代司马光的反问鞭辟入里，“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他进一步指出，“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他身居相位，却以奢为耻，要求家人、族人无论条件优劣都应崇俭，以远离祸患。
但节俭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清代诗文家、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的陈宏谋有联曰，“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一语道出了俭的深远内涵。一粥一饭，所值无几，但其间凝聚了诸多耕作者的劳力与汗水；一针一线，所费无几，但其间集聚了诸多操劳者的心力和智慧。《红楼梦》中，宝钗帮湘云办螃蟹宴席，刘姥姥感叹道，“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贾家由盛而衰，与此不无关系。故而，俭虽小事，实为大智。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以简持家，还要以简施政。孔子的学生仲弓提出，“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意思是说，从政者要以敬畏之心，行简明之政，才能领导好百姓。这也是孔子论“政”的一个重要观点。居敬不仅是“临其民”的先决条件，更是行简的前提。一个从政者，如果对百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工作心生倦怠，一切无所谓，那么这样的简就不是简明、简约，而是简慢，后患无穷。
古来善政必简。姜太公受封于齐国，《史记》记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之所以“人民多归齐”，究其原因，当时周公评价说，“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简单易行，民心所盼，这样的“简”事实上也是将“敬”字摆在前面。姜太公的治理为齐夯实了基础。后来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成为春秋霸主之一，叱咤历史风云五百余年。
西汉初，曹参任相国后坚持执行前任萧何的政策，任职三年，国家安定，民心安宁。曹参“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不是无所作为，同样也是居心诚敬。国家初立，人心思定，社会需要休养生息，萧何的政策已经很好，岂能因为自己的政绩名声推翻重来，恣意折腾。从政履职，先要心存敬畏，把准社会实情和百姓需求，然后政事简明，行事简约，必成善政。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中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被包围封锁，根据地的财政举步维艰。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物质困难，1941年12月，中共中央采纳当时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开明士绅李鼎铭等人的主张，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实施3次“精兵简政”，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结果，“兵精粮足以胜敌，政简负轻而安民”，实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标。
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明确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规范会议管理，规范领导活动，具体就是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减少领导干部应付性的活动，精简各类文件、讲话，简化会议形式，简化领导干部调研接待等等，净化了风气，受到了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
小到持家，大至为政，都应崇尚简的道理。这样就会放下杂念和私欲，少了顾虑和忧虑，没有锱铢必较，我们反而能更加释放自我，更加放松精神，更加获得境界的提升，更加专注于向上向善的目标，作出更大的成绩。（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