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曾经称赞苏轼：“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子瞻就是苏轼。包括苏轼在内的这四位诗人，之所以受到王国维的推崇，除了他们的诗歌成就之外，还在于他们高尚的人格。
人生，必须要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呢？苏轼在《赤壁赋》云：“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既然世间万物各有所属，不是自己的东西或物体，即使一丝一毫，也不要去碰。
不是我的，要分毫不取；就是我的，亦不可沉溺。苏轼《宝绘堂记》提出了“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观点。“寓意于物”指以物来寄寓自己的感情，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留意于物”，指以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从而实现占有的目的。君子可以欣赏美好的事物，而不可以沉溺美好的事物。
此文还以苏轼的亲身经历来论证。他年轻时酷爱书画到什么程度呢？家中收藏的，唯恐失去；别人拥有的，唯恐得不到。后来幡然醒悟：“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从此之后就不再沉溺其中。就像看到美丽的烟云、听到悦耳的鸟鸣，自会感到身心愉悦，然而看过听过之后不再过分思恋。如此一来，优美的书法和绘画，仍然会使我快乐，却不再使我沉溺。
清廉之人，目中无钱。苏轼就是这样的人，视钱财如粪土，“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苏轼在《东坡志林·梁上君子》里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小偷听说，苏轼护卫魏王墓葬得到了一笔钱，便连续两夜光顾苏轼的家，可是却什么也没有偷到。因为小偷不知道苏轼从不蓄钱财，所得到的数千缗赏赐，早就散去了。
由于苏轼不蓄钱财，贬谪黄州时，以致有衣食之忧。后来，在朋友帮助下，得到城东的一块坡地，躬耕其中，自食其力。
苏轼不仅看淡金钱，而且乐善好施。元祐三年（1088年），李廌在苏轼知贡举的科考中落第，次年离开京城之前，苏轼可怜他家境贫寒，无以为生，将朝廷赐给他的天厩马赠与李廌，并立下马券。这不仅是立作凭据，同时也是以他千金难求的书法为之增值。
苏轼主政地方，十分关注百姓民生。据《清波别志》载，苏轼知杭州，曾拿出私帑金五十两，在城中开办“病坊”一所，名“安乐坊”，聘请高僧名医为百姓治疗，三年治愈上千人。元祐初年，苏轼在京城为官，一位朋友派人送来黄金五两、白银一百五十两，他辞谢不受，在征得友人同意后，以友人的名义捐赠给杭州的安乐坊。
在生活顺遂之时助人为乐并不难见，难能可贵的是在人生逆境之中还能乐善好施。苏轼贬谪惠州，生活困顿，仍“率众为东西二桥，以济病涉者”。为修东新桥、西新桥，苏轼捐赠了御赐的犀带，此外还积极募捐，动员弟媳妇史氏把当年入宫得到的赏赐黄金数千捐赠出来。他在《西新桥》中写道“探囊赖故侯，宝钱出金闺”，自注云：“子由之妇史，顷入内，得赐黄金钱数千，助施。”赞美了史氏的善举。
有这样一件事：因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政，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私诬告，说苏轼兄弟运父灵柩乘船回蜀途中，滥用官家的卫兵，购买家具瓷器，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于是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柩所经各地，向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证据，结果并无此事。
苏轼用《周礼·天官·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作《六事廉为本赋》谈古今官场最关键的廉洁问题。所谓六事，即善良、能干、恭敬、正直、守法、明察。这是官吏应具有的六项素质和应有的六项表现，也是上司进行考核的六条标准和六个方面。“廉”有考察之意，亦有清廉之意，苏轼认为清廉是六事的根本。
据《侯鲭录》卷七载，苏轼知杭州，下属有一县官贪而无耻，还找人说情，苏轼不为所动，并依法处理。元祐八年（1093年）十月，苏轼赴定州任，发现防务松弛，贪腐严重，他依法进行了整顿和查处。事见于《乞降度牒定州禁军营房状》：武器库房管理人员、军人张全，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偷盗了十二面铜锣，监管官员明明知道，却并不向上报告。还有帷帐等物库房管理人员、军人田平等，在两年的时间里，盗走帷帐等物八百多件，银钱二百五十多两，大肆变卖。张全、田平等都被关押起来问罪。除了查处这两人外，苏轼还查处了云翼指挥使孙贵这一贪官。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的忧患意识、家国情怀和崇高使命，表现出宋代文人对于天下家国和生存价值的深切关怀。北宋整个社会呈现出风气清正、昂扬向上的盛世局面，范仲淹、欧阳修等，皆是三苏父子学习的榜样。由于这些榜样所倡导的主流意识的影响，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三苏父子在言行心理上，就没有把谋求个人和家族的私利，放到突出的位置。
苏轼家风清廉，他父母“皆性仁行廉”，他自己终身恪守“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准则，以至临终前作诗云“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苏轼一生大起大落，上至朝廷命官、皇帝近臣；下则狱中囚犯、流放罪人。阅历丰富，见广识深，对人生的意义有透彻的理解。
苏轼《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诗云：“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借用庄子《齐物论》的典故，表达了齐死生、等贵贱、齐是非的理念，实则是讲自己从小就树立了追求众生平等的理想，做个小官也要有帮助他人为社会出力的愿望。
出于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苏轼科举试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赞扬古代圣君：“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抒发自己对百姓的无限深情。
在个人的生活追求上，苏轼显得豁达大度，低标准而严要求。他在密州太守任上写的《后杞菊赋并序》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认为无论哪种情况，“卒同归于一朽。”他贬谪黄州期间，穷日子到了精打细算，甚至抠门的地步，但他如此解释说“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不但不觉得丢人，而且好处多。当一个人的修养达到苏轼这种高度时，贪腐在他身上，可以说不起作用了。尽管他身在凡间，却不再是凡夫俗子。
“功废于贪，行成于廉”。总而言之，苏轼的伟大，在他卓越的成就之外，还有他崇高的品格，譬如清廉、刚直、仁爱、乐观等。（汪宏 刘清泉 四川省眉山市纪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