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慎大》篇写道:“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这段话警诫人们,只有常存忧患、戒惧之心,才能永葆昌盛和胜利。
春秋末期,晋国大夫赵襄子派新稚穆子去攻打翟国,不多久就攻取了左人、中人两座城池。当时,赵襄子正在吃饭,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的脸上现出忧愁的神色。身边的人都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一下子就攻取了两座城池,这是应该感到高兴的事情,您为什么反而忧愁呢?”赵襄子说:“长江黄河涨潮不会超过三天,狂风暴雨不会整天刮整天下,太阳停留在天顶也不过片刻而已。如今,我们赵氏的德行积聚得还不够丰厚,一下就攻取两座城池,恐怕要有灭亡之患了!”赵襄子在胜利面前却心怀忧惧,始终保持清醒和冷静。孔子听说这件事之后说:“赵氏将要昌盛啦,他能预见到忧患就是昌盛的原因。”
身处逆境、失败时,需做到时时惕厉、心怀忧惧;身处顺境、胜利时,更需戒骄自警、理性预判。这里所讲的忧惧,不是无谓的杞人忧天,而是在顺境时的一种自我警醒,是对未来危机之事的预先判断和规避,彰显的是一种理性的远见和善始慎终的态度。西汉董仲舒从政于盛世时代,却具有强烈的危机、忧患意识,他曾说,“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唐代魏征也以“居安思危,善始克终”警诫世人,要时时谨慎忧惧。“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戒惧、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抗战胜利前夕,面对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疑问,共产党人作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响亮回应。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告别西柏坡进驻北京前夕,我们党更是提出“进京赶考”的重大命题,发出“决不当李自成”的铿锵誓言。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又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忧惧意识,体现的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更要转化为念兹在兹的实际行动。对于党员干部来讲,需将心中之忧、心中所惧落实到干事创业的每个细节中去,多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始终坚守廉洁的底线不变质、不动摇。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杨汉军“回首往事,最令人欣慰的不是当年有多大权力,而是你为党和人民干了几件实事”;廖俊波笃信“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众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他们都是将担心有负于组织、有愧于人民的“心之忧惧”付之于行的典范。
居安须思危,有备方无患。新时代新征程,更要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奋发有为的状态,锐意进取,敢于斗争,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交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精彩答卷。(余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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