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创建的黄埔军校门口，挂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正是中山先生对国民党党员干部“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的根本要求。当年，“三民主义”的伟大旗帜之下汇聚了不少不为官不为财，一心只为中华复兴谋取光辉未来的有为之士。然而，随着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这个昔日革命政党的正能量却在不断减少，大量投机贪腐行为涌现，党员素质一泻千里，“升官”与“发财”相互捆绑，沦为官场的潜规则。官场潜规则考验着国民党政权内的每一个人，深受蒋介石信任的高级幕僚、人称“智多星”的唐纵也在其列。
一
唐纵，字乃建，1905年生于湖南炎陵县。幼年颖异，好读书，后因羡慕国民革命，故毅然投考黄埔军校，为第六期毕业生。抗战时期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在蒋身边工作达8年之久，1945年9月起，唐纵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军统局代局长、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等要职，深得蒋介石信赖。
唐纵以努力国事、回报领袖知遇之恩为己任，他对官场中贪污腐化的行径深恶痛绝，私下屡屡抨击，曾慨然叹道：“现在官场中，自己不做事，又不愿旁人做。误事误国，言之慨然……贪污的大的无人敢过问，小的做了替死鬼。”“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浑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事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部队如此，机关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知易行难，唐纵虽然对官场恶习颇多抱怨，自己却很难脱离潜规则的桎梏。唐纵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不久即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因其视野广阔、组织有方、判断准确、办事严密等优异素质而被戴笠视为臂膀，甚至由其引荐至蒋介石身边工作，一飞冲天。可谓没有戴笠的一手栽培就没有唐纵的飞黄腾达。戴笠之所以赏识、推荐唐纵，不仅倚其才，更缘于戴笠希望在蒋介石身边安插亲信，为其张目。唐纵到蒋介石侍从室工作后，受蒋倚重，成为侍从室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自此戴笠对唐纵愈加重视，用尽笼络手段，屡屡与其私下谈话，沟通信息。他以唐纵生活“清苦”为由，主动照顾唐纵家庭，安排生活日用品 ，并以“车马费”等名义定期送大额现金，以笼络其心。
唐纵何尝不清楚戴笠的心思，不过戴笠对他有提携之恩，戴笠的政治手腕使他又敬又畏。因此，唐纵对戴笠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
例如，戴笠与孔祥熙不和，一度受到孔的严重打击，唐纵在两者斗法中坚决支持戴笠。1941年3月，军统查获孔祥熙亲信林世良受贿、走私大案，蒋介石决定追究林世良犯罪行为，“由军法机关处治”。孔祥熙上下活动，还于12月9日宴请军法执行总监部相关官员为林世良说情。戴笠获知情报后，如获至宝，立即向蒋介石报告，称军法执行部有意轻判，拟判林世良无期徒刑，同案人员许性初有期徒刑二年另六个月。之后军法执行部果然如此判决。军统倒孔如此卖力气，唐纵亦不甘示弱，居中戮力策应，他配合戴笠，于12月21日联络侍从室部分同事，将此事呈报于蒋介石，力陈该案执法不公。唐纵并援引成都市长杨全宇贪污犯罪被处枪决的案件，证明判处有误。蒋介石因之震怒，要求加重刑罚，将林世良改判死刑，许性初改判有期徒刑5年，不许缓刑，同时还留下了“庸之（孔祥熙字庸之）只知包庇所部，而不知政治与法律之重要”的恶劣印象 。自此，孔祥熙逐渐失宠，并最终于1944年被免职。
依唐纵之意，本不愿接受戴笠赠送的大额现金。既然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的职务，就与军统再无瓜葛，何况自己还承担帮办军统的职责。收受手表之类的东西倒也罢了，收受大额现金，这性质又是什么呢？
因此，当1942年7月20日，军统人员以车马费为名，首次向唐纵赠送大额现金，计2400元时，唐纵此时虽然月薪不过1800余元 ，但他还是拒绝了。为表清白，他向蒋介石汇报此事，蒋介石同意他不要接受军统局津贴 。然而，戴笠殷勤依旧、丝毫不以他拒绝为意。9月22日，军统人员又送来两个月费用1600元。唐纵虽欲再拒绝，却又感慨自己与侍从室诸公相比待遇上遭遇不公，收入菲薄，难敷家用，叹息“为善之难”后，自此开始收取军统的大额现金 。一次收受，再难住手。戴笠安排的现金日渐增加，而唐纵虽然屡屡有意拒绝，但这时，他又害怕“假如不受，彼必疑我与彼离贰而衔恨”！ 如此纠结，直至戴笠死亡之时。
1946年3月，军统特务沈醉向唐纵报告戴笠暴死的惨状，唐纵毫无难过的表情，甚至带有不耐烦的神情听完。沈醉心里好不难过，感觉唐纵太寡情。其实，与其说唐纵寡情，倒不如说唐纵此时方舒了一口气。
二
以金钱笼络人心，并不是戴笠的专利。蒋介石就把赠送下属金钱，作为以潜规则操纵人心之重要手段。他习惯在过年过节之时，赏赐下属，主任一万二万不等，组长三千五千不等，每次赏赐范围各有不同，所谓赏赐原则“予夺操于委座之手”。唐纵工作尽心，常有卓见，时受表扬。在他看来，自己应当在赏赐范围之内。
然而，事与愿违，在1942年12月之前，他从来没有收到过蒋介石的赏赐，以侍从室不高的待遇，甚感生活之局促。正是因此，当年9月22日，再一次得知自己又没有收到委座赏赐之后，唐纵以“才能浅薄”自嘲，哀叹“为善之难”，提出“论成绩自问不下于人，或者启示今后之方针，不在职务成绩，而在职务之外者乎”的纠结，终下了收取军统局大额现金的决心！
让唐纵意外的是，1942年12月25日，蒋介石以年节名义赏赐5000元。有人告诉唐纵，侍从室只有唐纵和另外一人加赏至5000元，其他人只得赏2000元。唐纵糊涂了，“为何而加赏？中秋以前，为何唯我独无？均不可得而知。” 此后，唐纵多次受赏，1943年7月9日，蒋介石派人专门送他一万元。唐纵不知原因，唯有“不胜惶恐与感念”！
唐纵何其聪明，其实是清楚原因的。在与戴笠的交往中，他就发现戴笠根本不重视下属的日常薪酬，对“职员生活之痛苦，一无所睹”，戴笠所重视的，是“每人一百元至四百元亲手加给，表示其慷慨”。军统下层人员有人月薪仅十三元，有人三月未获薪酬，“职员无饭无衣，病者累累”，下属们难以养家之余，却目睹戴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大笔金钱掷于宴请美国人的餐桌，“缫丝厂之宴会，一餐十万元无吝色”。两相比较之下，军统内部对戴笠“只知道要人为他卖力，而抹杀人类生存欲望”、责人严、律己宽，挥霍无度极其不满。唐纵为此多次进言戴笠，请他重视军统人员薪酬待遇问题，戴笠嗤之以鼻。说到底，在戴笠心中，日常薪酬是国家给的，体现的是公务人员与国家的关系；而大额现金是戴笠给的，体现的是特定个人与戴笠的关系。赠送大额现金，是戴笠要求下属效忠、体现人身依附的重要方式；假设下属们薪酬足以养家，又如何能够一心为戴笠个人利益卖命呢？官场潜规则，实质就是如此。
更有甚者，戴笠不允许部下结婚，也不主张孝亲，美其名曰：“针不能两头尖”，意谓必须一心一意服务党国事业，不受家室拖累。如此无视人类基本需求，致使不少女军统为此苦恼不已，常醉酒哭泣，包括一些大特务想结婚都不敢提出申请。可他自己却不仅包养大明星，甚至精心物色貌美少女献给宋子文，以讨好权贵，求其私人利益的最大化。
戴笠如此作为，如何能够使军统正气升腾？军统局内部矛盾重重，人谓“有三个严重之危机，一是学生与旧干部的斗争，一是贫穷（工作同志）与豪华（少数吃黑钱的同志）的对立；一是负责干部请示（不得不请示）得不到解决，不得不敷衍塞责。这三个现象，都是动摇人心的险局。” 而戴笠以潜规则卖弄手段、操纵人心的行为，正是引发这三个危机的原因之一。
戴笠的危机，也是蒋介石的危机。蒋介石营造小圈子，以官职、利禄操弄下属，要求人身依附、绝对忠诚于其个人，却不重视以制度体制解决问题。问题日积月累，抗战期间，已是积重难返，军队尤其严重。人言“各师长薪饷不足以养廉，政府默认其在部队内自想办法，此无异诲人以盗，助人为恶，以是狡黠者得以升官发财，忠耿者非至求去不可，军政部非不知其情，第无改革之心，奈何!” 恶性循环之下，国家治理合法性荡然无存，贪腐之流占据高位，民怨为之沸腾，民国政府如何不倒台!
三
一叶而知秋，通过唐纵等人的个案，可以窥见潜规则对民国官场渗透之深，影响之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民党政权因之日益贪腐，内部人心涣散，积重难返，终于失去民意，政权旁落。殷鉴不远，闻者足戒。潜规则对民国政权的巨大危害，也使我们从中获得了国家治理的深刻启示：
一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官场潜规则。公务员姓“公”，只能忠诚党和国家，以考核取酬，按业绩晋升。如果官场潜规则横行，“年节”、“车马费”等名目的恶习约定俗成、见怪不怪，正常上下级变成人身依附关系，怎么能指望公务员一心为公、严格履职？怎么能消除“家奴”式的公务员呢？
二是必须把制度建设放在首位。潜规则者，潜也。它虽然貌似无所不在，难以对抗，其实阴暗脆弱、畏惧阳光。只有建立健全公开、透明、人性化的各项制度，才能使潜规则再无用武之地。要明确什么钱该收，什么钱不该收，什么行为该做，什么行为不该做，违反什么纪律应受什么惩罚，做到有章可循，绝不因人设事，更不允许形成利益集团，相互捆绑。
三是必须严格执纪执法。制度就是规则，纪律就是红线。对无视制度、触犯红线者，要依纪依法严格惩处；对玩弄权术，中饱私囊者，要苍蝇老虎一起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内决不允许蝇营狗苟之徒、结党营私之辈玷污党纪国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不断推进从严治党，全面开展依法治国，正是向全社会宣告中国共产党决心完善制度，严明纪律，公正执法，弘扬正气，向潜规则开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场“战争”的深入，官场潜规则必然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再也没有生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