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期，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在每个州设立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汉武帝的刺史制度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定：“六条以外不问。”具体说来，就是给刺史考察郡守、郡尉确定一个十分明确的范围，超过这一范围，即不属于监察内容。这“六条”，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附唐代学者颜师古注，其主要内容有：豪强田宅超过制度规定，以强凌弱；郡守、郡尉（原文为“二千石”，汉之“二千石”，即指郡守、郡尉，“二千石”乃是就其年薪大致而言）背离了朝廷诏书精神，追求私利，聚敛财富，侵渔百姓；郡守、郡尉刑赏不合法制，割剥百姓，为百姓所痛恨；郡守、郡尉选用部吏不公平，任用私人，蔽贤用奸；郡守、郡尉子弟依仗父兄势力，请托弄权；郡守、郡尉勾结豪强，贪污受贿，割损政令。
这六条，规定刺史监察的范围，既是为了防止刺史利用监察大权作威作福，超越自己职权，干预郡守、郡尉的正常职务，亦为防止刺史出现苛烦生事、因小失大等类弊病。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九中，对此评价极高，认为西汉规定的刺史制度，刺史秩仅六百石，以之监察二千石之郡守、郡尉，“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大小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汉代刺史之职，不过以六条察郡、国而已，不当与（郡）守、（县）令事；……自刺史之职下侵，而守、令始不可为，天下之事，犹治丝而棼之矣”。“棼”，即纷乱，把丝头搞乱了，就再也理不清了。顾炎武的这些议论，说得深刻而又简洁。
这六条，强化刺史监察监督责任，要言不烦，划清了刺史的监察工作与郡守、郡尉的行政工作的明确界限，避免去承担那些本该由郡守、郡尉承担的任务，从而出现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具有十分明确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