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所辑《汉武故事》记载：有一回，汉武帝乘车在宫中巡游，驾临管理车辇的郎署衙门时，碰见一位职位卑微的老郎官。只见他尨眉皓发，汉武帝忍不住问他：“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老翁回答说：“臣姓颜名驷，江都人氏。以文帝时为郎。”武帝又问：“何其老而不遇也?”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方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武帝感其言，擢拜颜驷为会稽都尉（郡军事长官）。
颜驷所处的汉代，基本的选官机制是察举制，即要求由地方将有德、才之士推荐给朝廷，授以官职，并视情提拔。符合德才标准的重要一项是“四行”：质朴、敦厚、逊让、有行。综合来看，颜驷是符合当时制度设计中关于官员选拔升迁条件的，否则也不会老实本分、守株待兔地坐等提拔，而是主动出击：该跑的跑，该送的送，该谄媚的谄媚。但其命乖运蹇，“老而不遇”，是因为“文帝好文”、“景帝好老”、“陛下好少”，怪只怪自己总不合领导的节拍。最终，法律制度只好让位于君主意志。
官员的命运不是由制度决定，而是由领导凭个人喜好来拍板，这在封建时代屡见不鲜。在君主专权的社会里，君主的权威高于一切。法律制度虽具有稳定性，但君主的意志却常常是变化不断的。当法律与君主的意志相冲突时，法律不再成为准绳，君主的意志则成为最高标准，而这种意志的东西又往往融入个人的好恶及情感因素。这样，君主往往因个人的喜好而使法律制度处于随意性状态。颜驷之所以“三世不遇”，与其说是生不逢时，不如说其是封建君主权力不受约束导致用人制度随意化的牺牲品。
庆幸的是，颜驷没有将遗憾带到地下，而是在“尨眉皓发”之际遇到了汉武帝。一番道白使武帝内心深受触动，将其调为镇守一方的军事长官。然而这一看似欢喜的结果，并不是执行官吏选拔升迁的法制程序使然，仍然是君主个人意志造就的，其折射出的仍是君权凌驾于法权的讽刺意味。
由领导好恶来选人，而不是靠制度选人，最容易出弄臣和佞臣，而使有才德之人受打压。宋徽宗时的高俅、童贯，明代的王振、魏忠贤，都是迎合领导喜好而步步登高的。而与之对应的，是像颜驷这样不善走领导路线之人的边缘化。历史也一再证明，这种现象放在任何年代，都会对社会和事业产生巨大危害。
换一句话说，用在刀刃上的是好钢或是劣钢，责任完全在于制刀者。
如今，“君权”与“法权”的博弈已成历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构建正成现实。在一个依法律行事的现代社会里，上至国家层面，下至一个团体，一切权力的行使都被要求严格以制度为依托。对任何权力而言，如果失去了1%的制度约束和监督，那就会产生1%的腐败；如果失去了100%的制度约束和监督，那就会产生100%的腐败。所以，制度是权力的清洁剂和清道夫。事实证明，由制度作保证，能够有效地抑制干部选任工作的随意性和官僚主义作风。201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选任工作从原则、条件、程序、依据等方面进行细化，旨在形成一套程序完备、纪律严明的法制体系，彻底纠正选拔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从实际操作层面，只有从上级到下级都根除“唯领导意志”流弊，遵从按制度办事原则，从严务实选拔有用人才，并最终固化为整个社会都自觉认同的思维方式，才能真正实现德才兼备型人才的脱颖而出，保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如是，类似颜驷的“三世不遇”的悲剧才不会在现代社会重演，“白首为郎”才会成为永远的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