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读书治学中，很强调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注重实际。他常常讲：“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不以实践为基础，不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理论；不以理论作指导，不同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是瞎实践。” 既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又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刘伯承读书治学的一大特色。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总是又快又好地把战役战斗的经验总结出来，可以说是日无稍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多次撰文总结中央苏区游击队活动的经验以及川康交界地区的“隘路战斗”经验。1934年夏，他在住院期间，还写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著作。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刘伯承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科学学习方法，他说：“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
刘伯承读书治学，不仅着眼于当下，更着眼于未来。1945年10月，从襄樊解放到上党战役结束之前，其间战事那样紧张繁忙，但是他仍然挤出时间孜孜不倦地阅读《政治经济学》。有的干部非常不解地问他：“现在打仗这么忙，你还有心学习政治经济学？”他回答说：“工作越忙越得学，时间越紧越得挤。现在是打仗，打完仗全国胜利，大搞经济建设，我们不懂政治经济学，怎么去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到那时再学就晚了。”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刘伯承能够未雨绸缪地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作理论准备，是难能可贵的。
刘伯承常说：“打铁全凭两膀硬，不学习就没有本钱。”在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今天，重温刘伯承的读书治学精神，适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