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上的钟世才，看上去有些虚弱，握过来的手冰凉却透着力量。
这是一个在纪检监察战线上奋斗了18年的“老纪检”，也是一个罹患淋巴癌仍坚持工作四年的“老黄牛”。
有人喊他“老钟”；有人称他“老华（哥）”；更多的人尊敬地叫他“钟主任”。
同事眼中的他性格温和，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平时话不多爱看书，一聊起案子就滔滔不绝。
他外表朴实，内心火热，每一位父老乡亲的疾苦都让他牵挂；他亦有较真碰硬的豪气，哪怕面对位高权重者，只要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他绝不退让。
他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纪委信访室主任、审理室主任、纪委常委，现任正科级检查员，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怀抱一颗赤诚之心，做人做事同样一丝不苟、百般尽责，一身风骨铮铮作响，令无数人心折。
“违法乱纪的事我就要管”
钟世才只有1米6，既不高大也不威猛，但查办案件时的他，却活脱脱是条硬汉子。
2000年9月的一个晚上。天刚擦黑，钟世才家的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问：“李某的案子你清楚吗？”钟世才明确地告诉对方：“我清楚！”“你要放聪明点，不要太‘刚’，不然……”对方言语中含着威胁。
钟世才毫无惧色，一字一句地回答：“我不知道你说的‘聪明’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违法乱纪的事我就要管！不管是什么人，违反党纪国法就应该受到处理。”对方听出钟世才没有丝毫松动退步的意思，便挂了机。
当时钟世才正在查办某县直部门负责人李某私设“小金库”、贪污私分公款一案。
恐吓电话非但没有吓倒钟世才，反而坚定了他一查到底的决心。一个月后，该案以确凿的证据办结，李某受到了留党察看处分。
钟世才始终坚信邪不压正。
一次，他与一位涉案正科级干部谈话，希望对方主动交代问题。开始，这名干部不但不配合而且表现得很嚣张，他跷着二郎腿指着钟世才说：“我和你的领导是平级，你有什么资格来调查我？”钟世才说：“不管你是谁，你是纪委的监督对象。我是代表组织来找你谈话，你不应该向我耍派头。”
正义的气场打压出心怀不轨者的原形。因为钟世才的毫不退缩，那名干部最终将自己的问题和盘托出，并向钟世才道歉。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一次次，他硬是用一身正气顶住了来自各方的重重压力。他像一块石头，又倔又硬，不惧风吹雨打。他对身边的同志坦言：“当纪检监察干部一定是要得罪人的，怕得罪人就不要当纪检监察干部。”
正是秉持这顽强不屈、大义凛然的风骨，几年来，钟世才牵头办理疑难案件、典型案件79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五百多万元。2006年他被贺州市纪委监察局记三等功一次，今年被评为贺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察厅授予他“全区优秀纪检监察干部”称号。
“群众利益无小事”
2004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阳光明媚，天气很好。可是个体经商户曾路生的心情却糟透了。
曾路生的心情怎么能好呢？他从2002年起为要回抵押在钟山县经贸局的3000元医药销售风险承包金，已四处奔走了近三年，尚无结果。
那一天，求告无门的曾路生一脸苦相走进了钟山县纪委信访室，接待他的是钟世才。听完他的叙述，钟世才说：“这事我们帮你办。”这时，有人提醒钟世才，按常规，这种情况不涉及个人，信访室完全可以将问题转给有关部门处理。钟世才不当“二传手”，他毫不犹豫：“三千块钱说多不多，但群众利益无小事啊。人家带着信任和希望来找我们的，我们可以受点累，但决不能让他失望。”
钟世才带领信访室同志，先是找到了卫生局和医药公司的负责人，得知2002年以前医药公司归经贸局管。他们到了经贸局，又被告知当时分管医药承包业务的领导退休了。
退休了就算了？不行！钟世才和信访室的同志几经周折找到了已退休的那位领导，问清原委，但这位同志却强调自己退休了，不关自己的事。没有办法，钟世才只能再找经贸局的现任领导商量解决办法。在经贸局的配合下，半个月以后，终于查找到了当时的账目和承包合同。那份合同规定：承包人交纳3000元的风险抵押金，完成承包任务，经贸局就退还，否则不退还。曾路生已经完成了承包任务，经贸局应该退还3000元风险抵押金。
一个月后，曾路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3000元钱。但他不知道，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钟世才带着信访室的同志在背后做了多少工作。
他打电话给钟世才千恩万谢，钟世才憨厚地说：“没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是一个硬汉心底的柔软。对待群众的要求，他从不忍心说“不”。
2004年3月的一个大清早，一阵嘈杂声打破了信访室的宁静。来人三个，气势汹汹，一进来就嚷谁是老钟，他们要找钟世才。正埋头工作的钟世才赶忙站起来，微笑着答：“你们好，我就是钟世才，请问你们有什么事？”这一句和气的回答并没有消解三人的怒气，相反，他们更激动了，一步跨上前围住面前这位面容和善、声音温柔的同志，七嘴八舌的“控诉”开始了……
事后，他们说其实那天去主要的目的是泄愤，是宣泄，并没抱多少希望，因为他们太委屈了，委屈了太久。
这三个人分别叫钟雨考、钟上超和钟喜礼，是钟山镇城厢街四组村民，为了征地赔偿款问题四处反映无果。奔走十余年之久，他们中的两位黑发已变为白发，另一位从青年长成壮年。
有人指点他们说，县纪委有个老钟，很“清”，实在走投无路了，去找他试试。
老钟果然没辜负他们的期望。在找过老钟之后，他们再也没去找过别人，也不需要再去找别人。他们平均十天去一次县纪委，每次都是7点钟就去，因为老钟会利用8点正式上班前的这一个小时规划一整天的工作日程表。他们印象中的老钟总是很忙，但很热情，对待来访群众，不由分说先倒上一杯热水。
很快，县纪委监察局牵头，抽调国土资源局和城建局人员，加上村民代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钟世才任组长，重新调查核实当年征收村民的土地数。历经无数次的多方协调、六次土地丈量和赔偿款分配方案的五易其稿，2008年元旦，补偿的钱终于发到了村民手上。之前，村民代表想了很多感谢的话，但在现场，他们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不停地喃喃说着谢谢两个字。于是，村民合计，春节期间找醒狮队敲锣打鼓到县纪委贺年，再送上锦旗，以表达感激之情。钟喜礼找到钟世才，钟世才说：“我们只是为群众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怎么受得了这么大的礼？”在当地，敲锣打鼓舞狮送锦旗，这是最高礼遇。
作为“三进”信访室的十年“元老”，钟世才始终专注于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信访工作机制。
经过调查，钟世才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反映问题重大、直接涉及群众利益的信访件不下转等“六个不下转”的信访工作思路，并推出对线索比较具体的实名举报优先排查等“五项措施”，引导群众实名举报。几年来，钟山县纪委信访初核率均达100%。
“多报五块钱也不行”
钟山县纪委副书记邓杰每次报账都会想起钟世才。
一次，钟世才拿着餐费发票找到时任县纪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杰签字报账。一共是面值80元的手撕发票。中午他接待了几个乡镇的纪检监察干部，按规定吃的是快餐，事先也已报告办公室。
邓杰看过发票，拿起笔就要签“属实”。这时，钟世才拦住她，说：“还要写上‘实报75元’。”邓杰愣住了，钟世才说：“实际花的就是75元。”邓杰说：“多五块钱，算啦！写上‘实报75元’，财会也不好入账。”钟世才却坚持：“这顿工作餐确实只花了75元，多报五块钱也不行，我不能占公家便宜。”最后，他几乎是恳求着说：“你就如实写上‘实报75元’吧，让我睡个安稳觉。”年轻的邓杰拗不过钟世才，只得写上了“实报75元”。
钟世才手中的权力，一尘不染。
熟悉钟世才的人都知道，对于吃请，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他一概拒绝。他不但自己不去，还跟他手下的“兵”反复强调，纪委有纪律，不能去。
2003年春节前，被调查对象李某递给钟世才一个信封，说：“600元钱，给小孩过年用。”钟世才一把推开拿着信封的手，说：“谢谢！办案是以党纪国法为准绳，不以金钱为尺度。再说，公是公，私是私，公私要分明。”说完，径直走了。
钟世才的妻子1998年就从效益不好的陶瓷厂下岗了，被安排“再就业”做清洁工，薪水微薄。她几次向丈夫提出想换个工作，钟世才总是说：“没有合适的岗位，有机会再说。”可是，直到去年妻子退休，这个机会也没等到。
走进钟世才的家，几件老旧的家具让不大的屋子显得有些空旷。家里没空调，只有两个房间分别有一顶吊扇和立扇，很难想象一年又一年南方闷热的夏季和阴冷的冬季，他们一家老小是怎么过的。
钟世才不止一次说过：“纪委的职责是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我们自己首先要行得正坐得端，不然怎么办案？怎么有脸见老百姓？”
“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
从2000年出现皮肤瘙痒、红肿到2006年3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这期间，钟世才忽视了太多体内病灶向他发出的示警信号。
得知他生病，办公室的女同事哭了。
在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向钟世才捐款的会上，认识他不认识他的很多男子汉哭了。
曾和钟世才一起办案的钟山镇纪委书记钟镇数度哽咽：“我现在知道了，我老华（哥）是人，不是神……哪个人受得了这么累？”
钟世才查处过的原钟山县木材公司经理董峰说：“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他，我们早就是朋友了，我希望他早日康复。”
钟雨考、钟上超、钟喜礼说：“我们商量着要去看望他。”
从2007年7月第一阶段8个疗程治疗结束，到2009年10月28日病情复发住进医院，除去定期复查，这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钟世才几乎天天坚守在他热爱的岗位上。
早上，他走出家门，走过那条带点斜坡的马路，走过拐弯处的那棵大树，走进县纪委大门，几步一缓地爬上位于四层的信访室。
生病前的他走路风风火火，而治疗耗费了他太多的体能，他只能慢一点走，再早一点出门。
同事们一早走进办公室，总会发现桌子是擦过的，地是干净的，垃圾桶是空的，水是新换的———他们不用再为这些事费心，可是他们哪里忍心让他做这些啊？
外出办案的同事回来，走到门口听到他在电话里解答群众疑问，话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的。对方听不清，他就耐心地再“吐”一遍。化疗导致咽部粘膜严重受损，口腔溃疡泛滥，每次张嘴每次发声他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同事没敢进门抹着眼泪又出去了。
妻子心疼他，求他少干点。他说：“正是我有病在身，做不了大事，就帮他们做点小事，让他们集中精力去办大事，也是一种贡献。”
他做的哪里是小事啊———他不能到办案第一线，就守在办公室里，以他的方式参与办案，参加接访，查看账本，整理书证。做这些的时候，他完全忘了他的病，他感到踏实。
领导同事都把他当做“宝”。在案子进入瓶颈或者攻坚阶段，他们都喜欢找他聊聊向他请教，他的一个点子一个线索一句话，往往能为整个案件打开突破口。
因为身体虚弱手发抖，写字时他握不住那支碳素笔。他想了个办法，在笔的下端套上一个螺丝帽，让笔沉一些，写起字来就不那么轻飘。他就是用这支螺丝帽套住的“大头笔”，做信访笔录，写初核报告，记学习笔记。不能控制的颤抖让他的字有时难以辨识，一份全文至少两千字的初核报告他通常要写两遍，再慢再费力也要为同事工整地誊抄一遍。
这一次，经过第二阶段近一个月的治疗，他又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挺过了生命的考验。
刚入院时，有同事来看他，他还挂念着手头未完的工作。稍好一点，他又开始在床上支起个小桌子写写画画。每次走廊里传来医生查房的声音，他就赶紧把小桌子和书本藏起来。检查之后，他总会问一个问题：“医生，我怎么样了？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
起初，考虑到他的病情，医生想给他换一间单人房，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每用一种新药或是好一点的药，他都要先问问医保能不能报销。他怕增加国家的负担，说不能再拖累组织了。
去看望钟世才的领导同事每每询问有什么难处和要求，夫妻俩都是齐摆手，齐摇头。
“不上班我心烦意乱，上班让我心情舒畅。”说完这话，他自己也笑了。
看这样子，相信用不了多久，钟世才就又要坐回他朝思暮想的办公桌前，戴上老花镜，拿起“大头笔”，摊开那蓝皮的笔记本，继续入院前未写完的学习笔记…… （记者 梁 芳）
只要生命不息，就还是响铮铮那身风骨！
（中国廉政网——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