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是历史上争议较多的皇帝。从他的即位到施政，一直是扑朔迷离，连死都是不明不白，史笔很少。据传他冷面冷心、严刑厉治，对下多苛责而少体恤，许多人称他为“冷血皇帝”。而就是这么一个“冷”皇帝，却作了一篇鲜为人知的吏治“真文章”，史称“雍正维新”。 康熙末年，政事懈怠，文恬武嬉，表面上名称盛世、官清民晏、“永不加赋”，实际上中央过度集权，百官无所事事，人浮于事；官员结党营私，关系盘根错节，相互倾轧；各项杂费繁重，官吏横征暴殓，怨声载道；政策漏洞百出，贪污舞弊成风，名目众多；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贫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到雍正即位时，国库已被大小官员借空，仅存白银八百万两，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雍正就是在这样糜烂的环境和复杂的党争中即位的。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他内依十三弟允祥，平息青海叛乱，惩戒兄弟篡逆；外凭一干能吏，实行“雍正改元，刷新政治”，建立了封建历史上较为完备的反腐机制。在当时的改革先驱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名相张廷玉和雍正三大“模范”总督，他们出身不同，出发点不同，采用的方法也各自迥异。
——“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三朝宰辅张廷玉，机敏练达、多谋善断，出身于勋贵之家，袭爵而为显官。他处中央机枢之位，统筹全局，因时而宜，致力于建立制度完善的防范机制：一是完善制度。他对全国的刑法、钱法、监查制度了如指掌，同时他长期办事，对官场弊端十分熟习，据此他把各项制度一一加以修正总结，建立了较为科学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并“铁牌定制”，广为宣示。二是严格执行制度。他一方面广开言路，主张对官员的公开监督，认为“事无不可对人言”。另一方面秉公执法，对于贪官，即使是亲哥哥张廷璐，他也决不姑息；对于廉官，即使触怒皇帝，他也舍身相护，是历史上有名的贤相。
——“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两江总督李卫，聪明多智、巧于任事，出身于乞丐奴仆，得雍正宠爱而授官。他总督江南，富甲天下，因地而宜，致力于建立“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一是高薪养廉。清代官员俸禄偏低，造成了官场公开腐败的奇怪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卫提出“高薪养廉”。江南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他对来往商贾、各种娱乐场所课以重税，用来补贴官员俸禄的不足。二是加大“腐败成本”。对拿了“养廉银”还照贪的官吏，不管数目大小，他拿住了就抄家杀头，软硬齐施，使江南官场贪风大减。
——“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河南总督田文镜，忠君勤政，公心耿耿，出身于捐官杂途，为求有所作为而出钱买官。他总督河南，官风混乱，因事而宜，致力于建立严刑峻法的惩治机制。一是加强督导，他充分运用手中的权力，对全省的军政、民政、财政、学政各个方面严加监督，官吏稍有差错，他就“拜折参劾”。二是严厉惩处。对于贪官，他历来是酷刑峻法，“小过而施大刑”。他主张官民平等，越是仕绅犯法，越是严加苛责，不留情面，因此全省官员“畏之如虎”。虽然过于偏激，但对当时河南官场“畏刑不畏法”的混乱风气而用，收到了较好的实效。
——“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除了三大“模范总督”之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总督李绂，他清正廉洁、学理精深，出身于状元及第，科举而为官。他总督湖广，文风颇盛，因人而宜，致力于建立以人为本的自律机制。一方面他以身作则。清廉自持，耿介而不妄取，从不收受俸禄以外的任何钱物；另一方面他强调思想教育。多次要求官员组织学习以“清圣祖训”为代表的封建道德观念，希望官员通过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来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对于贪官，他重文戒而轻刑罚，认为“去其颜面而甚过刀斧”，这确实促使了一些好名的仕大夫官员慎于律己、防欲力善，但由于惩戒措施弱化，仍屡有心存侥幸的贪官敢于试法，效果并不显著。
“雍正维新”就是以这四种机制为基础，建立起一整套反腐败、肃吏治的规章制度，其主要措施包括：
“圣祖训示” 清圣祖康熙执政清明，留下了许多为官善民的训导格言，可说是封建时代思想道德的至善名言。雍正将之归纳整理成“圣训”十三条，在全国各地修建学宫，诏令全国大小官员、读书仕子学习诵读，对官员也以此为标准进行考功核绩，可说是封建时代最全面普遍深入的廉政教育。
“铁牌定制” 雍正对法制建设看得很重，为了完善法制，他指派宰相张廷玉将六部九司的职责制度归纳总结，然后修订整理成文，铸在铁牌上，树给百官观看。为了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他杖杀擅问外官职守的宠优葛世昌，为制度的执行起到了良好的助力。
“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 清代贪污贿赂名目繁多，诸如冰炭敬、门包、印结费等等，但绝大部分最终都来源于百姓所交的钱粮税费中的火耗部分。当时，火耗弊端很大，大小官员的职务消费、个人补贴都从里面开支，有的官员还从中贪污舞弊，致使有时一两正税竟要收取二两火耗。而且税制十分不合理，连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乞丐也要交纳人头税。另一方面各种赋税差役繁重，而官绅地主却依仗特权，既不缴粮、又不服役，老百姓苦不堪言。为了克服这些弊端，雍正丈量全国土地，改革财税制度，推行“火耗归公”“推行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他率先提出“高薪养廉”的观念，把火耗集中起来，接官职大小、事务轻繁分发“养廉银”，既缓和了阶级矛盾，又平衡了官缺乏之向苦乐不均的现象。
“铁面御史”“六品钦差”和“密折专奏” 雍正十分注意监督机制的到位，他一方面选拔敢于仗义执言的官员担任监察御史。有名的“铁面御史”孙嘉淦就是因指出制钱弊法、敢于顶撞户部尚书而得雍正赏识，从一六品小吏屡次升官至都御史（最高监察长官）。另一方面经常派出官员四处巡视，搜检官员弊政。田文镜就是以六品职衔钦差山西时揭发了“天下第一巡抚”诺敏的欺君舞弊行为而一举成名。同时他推行“密折”制度，鼓励官员检举其他官吏的不法行为。这样通过长期和不定期监督相结合，明暗监督相结合，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监督体系。
“百官行述”和“停轿接状” 雍正在位时期，推行了一系列廉政新举措，“百官行述”和“停轿接状”就是其中的两项。“百官行述”相当于现在的廉政档案，起因在于一个名为任伯安的部曹小吏，他利用在吏部任事的机会，抄下了各级官吏的大小过失，然后以此为要挟，呵斥六部大小官员如同皂隶。雍正以此为鉴，建立了各级官吏的廉政档案，以此作为官员任免的参照。“停轿接状”相当于现在的“首问责任制”。雍正下令，所有官员不论官职大小、职位如何，凡有百姓拦轿告状一律停轿受理，并负追察之责。这些在现在看来，都是比较时新有效的廉政措施。
“矫枉过正” 雍正对于反腐败有一段精辟的比喻，他认为反腐败好比弄直弯了的扁担，压直一下再松开，照样是弯的，必须向相反的方向用力扳，再慢慢松开，这样就直了。因此，他主张“治乱用重典”，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即位第一天就连抄了21名贪赎官员的家，随后又赐死了他的亲戚兼亲信年羹尧，腰斩了曾经深得他信任的诺敏、张廷璐。张死时，用身下的血连书七个“惨”字，为历史上大小贪官写下了血的教训。
雍正新政施行后，成效显著。在他在位的十三年间，结党之风大止、吏治也较为清明、人民生活安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国库充盈，库存白银达到五千万两，而且如雍正本人所说，“这五千万两，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污吏”，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良好的“续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