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移斗转，光阴荏苒。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２０个春秋了。２０年前，百万首都人民肃立十里长街，顶风冒雪，哭送周恩来灵车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周恩来怀念和敬仰之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与日俱增。
那么，周恩来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博得人民的颗颗爱心？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他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连自己的骨灰都撒到中华大地，完全彻底地实践了他“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宏愿。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周恩来特有的纯真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和钦佩，甚至连他的一些国内外政敌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在此，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列举一些具体事例。这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
（一）对待个人生活
衣着——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１９６３年，他出访亚非欧１４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非常生气。回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帐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看到这种情景，这位机长后来感慨地说：“我心里不禁百感交集。什么叫廉洁，看看总理就知道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２６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１９５９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周恩来的基本生活要素，衣食住行的俭朴作风，受到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交口称赞。有位秘书说：“总理除了工作，个人一生无所他求。特别是生活的俭朴，更是众口皆碑。”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想象到了什么程度。
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对他廉洁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是赞不绝口。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二）对待亲人和亲属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他们一生奉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尽管这样，周恩来对邓颖超不但没有丝毫关照，反而要求格外严格。邓颖超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凭她的能力、贡献、资历、经验和声望，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是，周恩来始终不予考虑。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１９７４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被周恩来给压下来了。直到他去世后，１９７７年全国人大选举邓颖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她才知道毛泽东早有批示。１９８４年４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解放初期成立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你们的伯伯不同意；恢复妇联时，人家又要我上，他还是不同意；定工资时，蔡大姐是３级，我是５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６级。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里有我，又划掉了。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但如果你们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邓颖超讲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后辈。她深有感触地说：“名人之妻难做。你们是名人的侄儿侄女，也同样难。你们只有好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做好本职工作。”
１９６８年，周恩来的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劳动。由于他们表现好，１９７０年经当地群众推荐，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了。当他的侄女穿着新军装，高兴地回到北京看望伯父母时，他一见面就问道：“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经过耐心动员，他终于让侄女脱下了军装，重新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侄儿也听伯父母的话，痛快地办了离队手续，重回延安插队劳动。
（三）对待干部子女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抚养过一些烈士遗孤。对这些烈士子女，他既关怀备至，又严格要求，十分重视对干部子女培养教育。早在建国初期，他视察北京１０１中学时，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周恩来的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前和今后都是很有教益的。
（四）对待身边工作人员
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很关心、很热情，但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高、很严，决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
周恩来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外出开会或工作，只准带耳朵、眼睛，不准带嘴巴，也就是不准随便发表意见，以免人们误以为是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是谁管的事，就该谁知道；不该知道的事，决不去打听。工作人员出差，不许购买内部供应的优惠廉价商品，不许收受礼物。
（五）对待请客送礼
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１９５２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谢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而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
周恩来不收受馈赠礼物。１９６１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１００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桔子。他问清值２５元钱后，让寄去５０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周总理常常恳切地教育和告诫领导干部，务必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教育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讲到过生活关时，他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让我们响应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出的号召，重读毛泽东同志的名著《纪念白求恩》，并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