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
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果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他的办法很特别：
首先，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
当他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下令并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的为政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其次，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
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新官吏。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严重地危及到刚刚建立的朱家王朝统治稳定。所以朱元璋假借民心取向大胆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
户部相当今天的计委、财政部、国土部、中央银行、粮食部等部门。洪武十五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采取预先空白报表盖印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朱元璋发现后，立即将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副长官打百棍边疆充军。三年后，他又查出户部侍郎（相当今天的副部长）郭桓和各司郎中（司长）、员外郎（副司长）与各地到中央缴纳课税的官员结成贪污团伙，采取多收少纳、捏报侵欺手段贪污国库物资折合粮食达两千四百万石的犯罪事实。他一怒之下将这些贪官统统处死，各省、府、县牵连人员无一幸免，一时几万贪官人头落地（呵呵，也有不少冤死鬼哈），受到不同处理的人就更多了。洪武二十五年，户部尚书（部长）赵勉伙同老婆内外受贿十几万银两东窗事发，结果夫妻二人双双成了刀下鬼。
刑部相当今天的公检法。洪武十六年，刑部尚书开济接受一死囚家贿银万两，用另一死囚做替死鬼。他还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钱物，并导致一家20口人全部自杀的悲剧。洪武十九年，刑部郎中、员外郎受贿虚报死亡并私放两死囚。事发后这些大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
工部相当今天的建设部。洪武十八年，该部许多官员借大兴土木营建宫廷之机，采取虚报工匠工役人数天数多领工银，发放时无端借口克扣工匠银两私吞。朱元璋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就查处侍郎韩铎、李桢二人贪污受贿案，并且带出与其沆瀣一气的中央专门派去监督工部的工科给事中。
兵部相当今天的国防部。洪武十八年，兵部侍郎王志把征兵之机当作生财之道，大肆接受逃避服兵役的世袭军户所送贿银达23万两之多。朱元璋一怒之下把他送上断头台。
礼部相当今天的教育部。貌似清水衙门的官员在腐败风气中也跃跃欲试，利用一切机会中饱私囊。洪武十九年，礼部侍郎章祥，伙同员外郎辛钦，竟然私自侵吞皇帝赏赐公主婚礼的银两，也被朱元璋拿了个正招。
朱元璋为了监督各级官吏行为，专门设置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职位。然而这些监督部门的主要领导也被腐败之风拉下水。洪武十九年，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奉命去淮安处理一宗案件。到达后他故意拖着案子不审，吃了原告吃被告，勒索两家许多钱物。他还诱奸良家民女。被朱元璋派人押解京城处死。朱元璋还通过调查，又查出六科有61个给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一一做了处理。
第三，朱元璋发明“剥皮实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
一天，朱元璋在翻阅一批处死贪官的卷宗时突发奇想：百姓痛恨的贪官一刀斩首太便宜了他们，无法消除他们的心头之恨，何不采取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他还创造了“剥皮实草”刑法，把那些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将其放在处死贪官后任的公堂桌座旁边，以警示继任子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则，这个“臭皮统”就是他的下场。这种触目惊心的举措还真管用，确实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
为了培养和提拔新干部力量取代元末留用的老官僚，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国子监，为那些没有入仕的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在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经举报，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朱元璋在斩杀他们时，看到这些自己培育的年轻干部辜负自己教诲丧命自己手中，伤心的连连叹气。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
朱元璋花了近两年时间编纂了《大诰》一书。这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最好能家家一本；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人在政举”，借助自己的崇高威望，以极其残酷的暴法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没有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没有根除。他晚年只能发出“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的哀叹。
朱元璋死后，“人亡政息”，他的反贪运动寿终正寝。朱家王朝后任的几代皇帝大都昏庸奢侈无能，自己为贪污风盛行做了表率。特别是朱棣上台后为了控制思想、监督百官，专门成立了以宦官统帅的特务机构东厂（后来又成立锦衣卫和西厂），以及宦官组成的二十四衙门。至此几代皇帝先后出现王振、汪直、刘瑾等臭名昭著的司礼太监，这些阉党架空皇帝，挟制内阁，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干涉朝政，鱼肉百姓，使腐败风气盛行。嘉靖年间内阁势力抬头，但整个政治环境已经腐败透顶。内阁首辅严嵩、徐阶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贪官。大明最后的崇祯皇帝想有一番作为，可惜朱家王朝病入膏肓已无力回天，自己最终在社会危机总爆发、农民铤而走险的动乱中吊死在景山的一棵大树上。至此。朱元璋的名为“反贪官”运动，实为保朱家世袭王朝的举措也只能终成泡影。
这里只是简单的讲述明朝初期的“反贪官”运动。朱元璋至死也不会明白，腐败的根源就在他坚守的人治制度上，他本身就是腐败基础和泛滥的根源。在封建专制社会中，皇帝实行的是独裁的一元化领导；他的口谕就是“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由于自身和皇亲国舅专制腐化，以及朝野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享受的不同级别的特权，必然导致腐败风自上而下蔓延。而当“反贪官”运动一旦搞到“反腐败”最高制定者自己头上，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就到此为止吧”。因此缺乏有效民主和透明监督，这种所谓“反贪官”运动必然是不彻底和走过场。试想一下：当反腐败触及到自己集团利益、动摇到自己统治根基时，这种“反腐败”能完全彻底持续下去么？最终一场“反贪官”或“反腐败”演变成只是抓出一批相对无根无基的“苍蝇蚊子”做“显著成绩”的替罪羊走走门面；或成为以此排斥打击消灭异己的“何患无辞”借口；或成为限制人们言论自由的“引蛇出洞”策略；或成为继续制造冤假错案的帮凶。因此，专制社会下的“反贪官”“反腐败”运动往往是维护自家独裁专制统治的惟一出发点的“剑与火”行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败”。
同样，“权之所在，利亦随之”。中国专制下的官僚阶层总体上是自私冷酷和争权夺利的一批人，他们无意真正为下层百姓谋利益。由于官本位官崇拜、敬官畏官早已潜移默化渗透国民心理，在这种制度和环境下的大小官吏和正在攀附官场的书生们，指导他们的惟一出发点就是如何当上官、保住官、升大官、敛重财和光宗耀祖上。官僚们练就了因循守旧、唯上唯书、明哲保身、随机应变的做人、为官“潜规则”和“保险套”功夫。他们一切言行的出发点也只能是对上级负责，根本不需要对百姓负责。他们的为官宗旨可能口头上是“竭忠尽职”“爱民如子”“清正廉洁”，而骨子里的信条就是有权就有利，先当官后发财，当官才能更发财。因此贪官们有法不依，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巧取豪夺公共资源、盘剥压榨百姓利益有恃无恐。形成贪官间通过攀附、裙带、拉拢等手段结成庞大复杂的关系网，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的官场腐败风气，甚至成为群体性共同贪污的集团趋势也就成为自然和必然，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这种庞大官僚贪污“表率”作用，又是导致官场乃至社会腐败成风的螺旋上升的加速器，最终演变成社会危机总爆发“共振”的重要根源之一。
阿克顿勋爵说的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私有观念存在的社会，权力对一般人都有吸引和腐蚀作用。腐败现象客观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少制约它的社会机制。中国封建专制下由于缺乏民主和监督的社会机制，“人治”的政策随意性诱发法律道德没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加之自发小农意识和儒家礼教消极面的推波助澜，最终成为中国历代朝代更迭的同一规律而不可逾越轮回折腾。这种传统的腐朽的强大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不消除，必然导致“反贪官”或“反腐败”运动，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闹剧”无果告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