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12月18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周围人可能都预料不到，这名婴儿日后会在北宋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并名垂史册。
立论极严，如其为人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因被封为荆国公，故时人呼为王荆公；又因谥号为“文”，世人又称其为王文公。
《宋史》评价，王安石生性不好华丽服饰和美酒佳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他性格倔强，“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就连他的政治对手司马光也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评说：“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这种性子，使他做事果断、勇于担当，也让他在地方治理、熙宁变法中敢于冲破传统观念，进行大刀阔斧式改革。
因其执拗的个性，王安石的诗文也与众不同。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评论，王安石之文，“最为峻削，而短作尤悍厉绝伦，且立论极严，如其为人”。钱锺书《谈艺录》则表示，王安石“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间亦欲与古争强梁，占尽新词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袭，或翻案”。
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
庆历七年，王安石以大理评事出任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知县。这是他第一次主政一方。
到任后，王安石“以身得察于左右，事可施设，不敢因循苟简”，力推东钱湖治理。修复后的东钱湖再现“万金湖”本色，能灌溉良田五十万亩，使当地百姓“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同时，王安石积极整顿田赋，增加官府财政收入；在青黄不接时，将县库存粮低息放贷给百姓，待秋收后加息归还；还改差役为雇役，要求各家各户联保，维护社会治安。这些举措大多成为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推出改革措施的蓝本。
兴学校，是王安石主政鄞县时的一大政绩。庆历八年，王安石将当地孔庙改为县学，邀请“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杜醇前来执教。为体现诚意，他还撰写《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指出“君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君；臣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臣”，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对培养合格政治人才的重要作用。
然而，杜醇援引孟子名句“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而力辞不就。王安石并未气馁，再次致信曰：“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请杜醇只做合乎道义的事，而不用担心名誉损失。最终，杜醇为王安石的真诚所打动，同意前来执教县学。
敢于创造继承、创新发展
嘉祐三年，王安石写就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封上书虽未得到宋仁宗认可，却引起了时为皇子的赵顼的注意。
《宋史》记载，赵顼喜欢读书，“不为燕嬉亵慢，服御俭素如儒者”，且“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有进取心的皇子迫切想要改变宋廷之困，却无奈于群臣的保守；当他注意到满腹经纶、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后，感觉终于找到了一位治世能臣，可以辅佐自己谋求变法。
治平四年，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也就是这一年，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据《石林燕语》记载，宋神宗继位不久，就问“安石今在甚处”，随即诏令王安石赴京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拉开熙宁变法帷幕。两年后，王安石上书《乞改科条制札子》，意味着熙宁兴学鸣锣登场。熙宁兴学的主要内容概括而言：一是改革学校制度，创立太学“三舍法”；二是改革科举制度，罢废明经诸科，增加进士取人额，省去诗赋、帖经、墨义，专尚经义；三是编订《三经新义》，统一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内容；四是整顿地方学校，发展武学、律学和医学等专科学校。
王安石期待通过施行以上举措，能够培养出“经世务”的优秀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与群臣激辩，甚至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可以说，熙宁兴学是一次古代教育思想理论与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的典型。王安石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结合变法需要，践行了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的人才理论，具有前瞻意义、进步意义。这场兴学运动对官学教育的改革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列宁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敢于转型改造、创造继承、创新发展的通变思想，在当下仍有重要借鉴价值。他坚持革新的勇气，更是令人钦佩。一如郭沫若《历史人物》一书所言：“中国产生了一个王安石，真是一个光荣。”(赵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