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编辑生涯，几乎贯穿他的一生。除了进城后，长期在天津日报社耕耘老牌副刊版面“文艺周刊”，其工作地点还算相对稳定之外，此前十多年的编辑工作，照孙犁自己的说法是“向来萍踪不定”——在冀中平原、在阜平山地、在抗战烽火中、在衣食不继时……孙犁既要当记者，又要编副刊，还要抽空搞创作，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近来重读孙犁，沉浸在他那淡雅平实的文字中。笔者一直在寻觅孙犁早年的编辑路径，一心想探看当年他所在编辑部的样貌，想知道他是如何在艰险的环境中编辑出至今仍在新闻和文学史界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篇篇佳作、一本本期刊。
1982年，孙犁给朋友写过一封信——《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信中简要谈及他的编辑阅历：“我编过的刊物有：1939年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1941年晋察冀边区文联编印的《山》。以上两种刊物，都系油印。1942年《晋察冀日报》的副刊，以及此前由晋察冀边区文协编的《鼓》，也附刊于该报。1946年在冀中区编《平原》杂志，共六期。1949年起，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间较长。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如我不说，恐怕你连名字也不知道。”
那么，这些曾经发散在村镇山乡、机关部队的报纸副刊或文化期刊，又是怎样编辑出炉的呢？作为编者的孙犁，晚年曾多次忆起当年的实况——
孙犁参与编辑的第一份刊物，是油印的《文艺通讯》。孙犁在《在阜平》一文中写道：“1939年春天，我从冀中平原调到阜平一带山地，分配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机关，其中的干部多半是刚刚从抗大毕业的学生。通讯社在城南庄，这是阜平县的大镇，周围除去山，就是河滩沙石。我们住在一家店铺的大宅院里。”这应该就是晋察冀通讯社的编辑部了。孙犁在这里写下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据笔者初步考证，这应该是全国解放区最早的一本新闻理论专著，也是当时晋察冀地区少有的铅印书之一。
不过，在战争环境中，大机关是无法在一个大镇长久驻扎的，孙犁说：“机关不久就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这是一个建筑在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这样一个小村庄恐怕容纳不下一个大的编辑部。因此，据笔者推测，这里应该就是孙犁等人编辑《文艺通讯》的编辑部了——孙犁对这个小小的编辑部有过非常真切的回忆：“我们在这村里，编辑一种油印的刊物《文艺通讯》。一位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我们俩共同做。他是一个中年人，曲阳口音，好像是从区里调来的。那时虽说是五湖四海，却很少互问郡望。他很少说话，没事就拿起烟斗，坐在炕上抽烟。他的铺盖很整齐，离家近的缘故吧。除去被子，还有褥子、枕头之类。后来，他要调到别处去，为了纪念我们这一段共事，他把一块铺在身子下的油布送给了我。这对我当然是很需要的，因为我只有一条被，一直睡在没有席子的炕上。”
这，就是孙犁在彼时彼刻的生活状况了。从行文中分析，即便有了这块油布，孙犁依然是没有褥子、没有枕头的。文章通篇都没有诸如“困难”“艰苦”之类的字眼，但细细品咂，苦涩之味却淡淡溢出。
然而，孙犁写到此处却笔锋一转，写了一段当地的农家景致，好似苦茶饮后的回甘——“阜平一带，号称穷山恶水。在这片炮火连天的大地上，随时可以看到：一家农民，住在高高的向阳山坡上，他把房前房后，房左房右，高高低低的，大大小小的，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因地制宜，栽上庄稼。到秋天，各处有各处的收获。于是，在他的房顶上面，屋檐下面，门框和窗棂上，挂满了红的、黄的粮穗和瓜果。当时，党领导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的情形，就是如此。”（《孙犁文集》三卷）
1941年，孙犁从阜平山地回到冀中平原，被王林等老战友拉去编辑大型征文《冀中一日》。其编辑部就设在冀中南郝村。关于当时编辑们的工作情形，曾任冀中抗联主任的史立德，在其回忆录中写下一段目击实录：“他（孙犁）为《冀中一日》的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一天，我和梁斌、齐岩、白力行、刘大风等同志去看他，只见他和王林、李英儒、路一等同志，都打着赤膊，肩上搭着毛巾。在一个庭院槐树下，围着炕桌，用砖头压着大堆稿件，在紧张地工作着。”（《历史的记忆》，史立德著，民族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如果说，编辑《冀中一日》是一次有组织的、多人参与的“编辑战役”的话，那么，编副刊和杂志，更多的就是“单兵作战”了。孙犁对此，曾有一段“夫子自道”：“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能少一些。”（《孙犁文集》续编三）
“人在稿存”，这一句虽朴实无华，却内含坚韧。战争年代，随时可能遭遇生死险境，孙犁作为一个编辑，把作者来稿视同生命，“人在稿存”，既是一种信念，更是一句誓言——真该让所有从事编辑事业者，铭之座右！
对编辑《平原》杂志，孙犁也做过详细回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区党委要我编辑一个刊物，这就是《平原》杂志。我接受了这个委托，邀请冀中区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大体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关于时事、通俗科学方面的稿件，大都是请冀中导报社的同志们执笔……文艺方面的稿件则请冀中区一些作者帮忙。当时区党委好像要配备一个女同志帮助编辑工作，我感到这样又多一个人的人事工作，辞谢了。刊物的印刷、校对和发行都由报社代劳。那时我的‘游击’习气还很浓厚，上半月，我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到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我就又走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编辑方法，当然不足为训。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刊物也还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送到读者面前去的，它每期都好像有一个中心，除去同志们热情的来稿，围绕这个中心，我自己每期都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并且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
1962年8月，孙犁为朋友抄录第三期《编后记》，又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回忆这段难忘的编辑生涯。尤为难得的是，他还专门描述了他的编辑部的情况——“只记得，当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橱上从事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里，也有酷冬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时往来冀中，后来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同志。”（《编辑笔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遥想当年，刘禹锡在《陋室铭》中不无自豪地写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名句，而孙犁在多年之后，忆及自己这间“烟熏火燎的小房间”时，似乎也是不无自豪，且满含深情。因为，在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当年也是名贤会聚，集一时之盛也。
读文至此，不禁神往。（侯军）